整個七○年代，是我們被稱為「共和國同齡人」的這一代煎熬滾爬的年代，後來許多知青小說和電影，都把這個年代渲染得頗為悲壯，貫穿著一種大幻滅的基調。我雖然沒有當過知青，只在工廠做工，但知道那悲壯是假的，是這一代人試圖也為自己譜寫一部神話，去補續起於草莽的父輩的那部大神話。其實這一代人經過文革極殘酷的摔打，比他們前後的兩代人都精明得多，這是很會掩飾自己的一代人，在七○年代末期民間就流傳著一曲順口溜把我們說得很悲催：「長身子骨時碰上饑荒，讀書的年歲遇著上山下鄉，盼到高考恢復卻已成家，該養兒女又趕上計劃生育，經濟起飛了卻要下崗。」其實這一代人不僅出了很多文人墨客，也產生了大批政客和商人，到九○年代中國大陸就基本在這一代手裡了。
說到這裡，我會很奇怪當年我陪爹媽遊煤山時，二十歲的年紀何故就那樣功利，登高便算計前程，還會硬著心腸向父母攤牌，要他們為我失去的前程負責。二十年後我陷到政治漩渦裡去，倉促逃亡時未及去向媽媽辭行，她非常難過，知道從此見不到這個兒子了，她從報紙上看到我對西方記者說很想回國，就寫一封信來說：「想回國就別寫文章罵他們了。」還沒接到我的回信，她就在一場突然的腦溢血當中再沒醍來。當時我正在舊金山，流亡者不能回去奔喪，只好捧了一束玫瑰到金門大橋上，撕碎花瓣朝西面的海裡撒去，我的悔恨是再沒有機會向媽媽為七○年代道歉了。
二○一九夏於華盛頓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西齋深巷》（印刻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