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要搞「重寫七○年代」專輯，楊澤來約稿，還要配發一張當年的照片，我翻箱倒櫃好歹找出一張來，照片上的我，一副睨視「茫茫九派流中國」的尊容，大約是七○年代的某個初春，我在萬春亭旁拍攝的，即北京故宮對面的崇禎皇帝上吊的那個景山頂上，背景裡依稀可見北海的白塔。那年我剛二十一歲，一個月薪三十元的小工人卻已有一臉莫名其妙的憂愁，雖然還不是日後別人譏笑我的那種「憂患意識」。
那個春天，爸媽都從「五七幹校」回了北京，我也趕來會他們，三人一同去登高傷感，自然走到這景山上來。他們傷感他們追隨「革命」的荒誕，我那時則是登高便會有這一輩子如何打發的惶惑，心裡還隱隱怨著走在前面石砌小道上已然佝僂的知識分子爸媽，覺得自己的前途被他們耽誤，很有些宿命的傷感。記得從那山上回來後我還衝父親宣泄過怨氣，父親只哀傷地聽著不說話，媽媽卻勃然大怒斥道：「你向我們討什麼債？」我賭氣去了火車站想一走了之，夜裡爸爸牽著媽媽，在車站人群裡尋著我，媽媽鐵著臉不吭聲，還是父親低聲下氣把我勸回家。從那以後，爸爸不斷向受他牽連前途黯淡的三個子女寫信通報他的案情如何緩解，終於有一天我們姊弟三人都收到一封同樣的電報：「我已恢復黨籍。父字」。但媽媽同我卻一直還隔了一層什麼東西，再也沒能去掉。
自六○年代中期的紅衛兵浪潮退去以後，我們這一代人大約都經歷過一個生存的苦悶、靈魂的苦悶和性的苦悶攪拌在一起的七○年代，年輕鮮活的生靈們經過劇烈的造神狂熱的蒸烤後越發乾癟，無數渺小的個體被那個心血來潮的巨靈不斷驅趕鞭笞隨波逐流。那時被紅色恐怖威逼向父母作絕情事的年輕人比比皆是，這些都被後來的文學或歷史拿去作為「文革」泯滅人性的例證，但我知道連我自己也不能倖免於此。
在那個苦悶的年代裡，我每一次從山溝裡回到北京都會覺得非常壓抑，每天黃昏約了好友去景山萬春亭交換小道消息，雖然各種「宮廷內幕」（無非林彪、江青）不斷傳出，但龐大的新王朝從她的巔峰跌落下來時，餘暉卻是異常的耀眼。一九七一年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喬冠華在聯大發言時的那股瀟灑得意，以及後來尼克森到北京去「朝拜」毛澤東等等，那種西方節節敗退，東方揚眉吐氣的情景，只能讓人絕望地接受新王朝的肆虐，這個記憶至今還留在中國大陸人心底。這是沒有被後來的文學或歷史所重視的一種「新中國」心態，它也許不單是某種粗糙的民族主義，它重鑄了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自古中國人只有「天下」觀而沒有國家觀，近代以來的「亡國滅種」危機也不能鑄出一個國家意識，倒是七○年代的冷戰，使中國人短暫地滿足過成為強國的虛榮，這個虛榮的體驗不得了，冷戰落幕，意識形態瓦解，經貿掛帥，中國人還得胳膊肘往裡拐。如果，一種國家觀念，將來會成為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或者國家霸權意識，那麼它就形成於七○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