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台北的協助，確實替英國穩住了馬來華人，至少讓右派華人不至於受到民族主義或者馬來人歧視的影響去支持「馬共」。蔣中正賣力協助英國與馬來人抵禦「馬共」，也不是沒有代價的，那就是在馬來亞獨立建國，並從原本的馬來亞聯合邦發展為馬來西亞聯邦之後，立即於1963年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邦交。顯然看在東姑·阿布都拉曼眼中，中共對馬來人的威脅遠大過台灣。
中馬斷交到「中」馬建交
阻礙中共與馬來西亞建交有許多因素，其中包括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國的領土糾紛中，北京選擇支持了後者，主張砂捞越與沙巴屬於印尼。但是雙方建交的最大阻礙，還是來自於中共對「馬共」的支持。即便中共沒有併吞馬來西亞的野心，光是陳平等人建立馬來人民共和國的主張，就足以威脅到馬來西亞聯邦的生存權，雙方是沒有建交空間的。
但是在進入70年代以後，伴隨著華人人口眾多的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聯邦，吉隆坡當局慢慢發現台灣推動的中華民族主義教育威脅性並不下於「馬共」。首先在對抗共產主義這個共同威脅的理由下，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逮捕任何被懷疑是「馬共」的馬來華人，尤其是於台灣就讀的馬來僑生。這種舉動看在馬來西亞政府眼中，毫無疑問是對馬來西亞主權的踐踏。
當然，中華民國政府的做法並不是毫無理由。畢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以前，就已經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加入「馬共」的案例。這些從東南亞回到台灣的國際共產黨人，與他們在朝鮮、越南還有馬來亞的同志連成一線，共同發起了二二八事件、濟洲四三事件以及馬來亞緊急狀態等武裝暴動，讓中華民國政府對「馬共」的敵視從一開始就不下於馬來西亞政府。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就有了陳欽生等馬來西亞籍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現。馬來西亞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的原因，還不是只有台灣情治人員為了拚業績胡亂抓人而已，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人在潛意識裡仍把陳欽生等馬來西亞白色恐怖受難者視為「中國人」，而非「馬來西亞華人」看待，可以完全不需顧及馬來西亞政府顏面任意逮捕的「本國人」。
此種認知讓馬來西亞政府不得不心生警惕，擔心未來台灣是否會以馬來西亞華人都是中國人為主張，對馬來西亞提出更離譜的主權要求。然而與此同時，日本與美國等反共列強，卻不斷在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前進，讓繼任東姑·阿布都拉曼出任首相的阿都·拉薩·胡笙（Abdul Razak bin Hussein），認知到交新朋友的日子接近了。
儘管毛澤東沒有停止對「馬共」的支持，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拒絕華人華僑保有雙重國籍的政策，卻深獲馬來西亞政府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好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任何取得他國國籍的華人或華僑都將自動失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只能效忠自己加入國籍的國家，而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