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前，我回頭去看這560位「被告」的詐欺案件，又發現告訴人永遠是那3位，告訴狀也都是固定例稿。他們3人來地檢署開庭如家常便飯，等檢察官抓到被告以後，也是固定他們3個來。決定起訴時，我們除了起訴組織犯罪、傷害、恐嚇、偽造文書等罪以外，也直接起訴了「誣告罪」。因為，他們明明知道這些假性財產詐欺案件，已經收到這麼多不起訴處分，仍然重複來告。這不是誣告，甚麼才是誣告？後來，他們都遭到法院重判，法院也認為誣告罪成立，而且以一案一罪一罰重判。雖然是遲來的正義，可那560位司機和被逼死的7位亡者，早就已經被濫訴誤用的刑事告訴給壓死。
我的職業生涯中，遇過太多濫訴案件。看臉書留言不爽就告「誹謗」、管委會在電梯貼催繳通知就告違反「個資」、親人不奉養就告「遺棄」，罄竹難書。濫訴會排擠真正需要求助的資源，會拖累重要案件的時效。被濫訴的「被告」都抱著恐懼不安，甚至悲憤痛恨的情緒來地檢署應訊，更可恨的是「告訴人」還經常不來！這些都是民怨！
檢察官對於濫訴雖然可以簽結，但是因為外界經常抨擊檢方簽結合法性，現在檢察機關為保障「告訴人」的「告訴權」和「再議權」，通令只要「告訴人」有明確指出「被告」和「告訴事實」時，就應該以正式不起訴處分結案，因此也就必須請「被告」來地檢署說明案情了。即便檢察官和「被告」都很無奈，但是「告訴人」就是要這麼做！只因為：一切免費，而且划算！
德國刑事訴訟法是具有明確訴訟成本觀念的。在德國，許多無關公共利益的輕微案件，並非由檢察官介入偵辦，而是規定須走自訴程序，而且自訴以後，若被告獲判無罪，法院得裁定命自訴人(原告)負擔一定的訴訟費用。因此，在德國鮮少發生像台灣這樣誇張的濫訴情況，檢警和法院也才可以集中處理真正重要的刑案。我國濫訴普遍，且非公益的純私益案類太多，已到非改不可地步。我們不應再縱容濫訴，對於不必要刑事處罰的輕微行為，索性除罪化，改為民事不法求償(原告須墊付訴訟費用)，或者對於非關公共利益的微罪案件，學德國改採附訴訟費用為前提的自訴程序，且在我國更維持強制律師代理之要求。
我們應該從合理使用政府資源及人民訴訟權優先的角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否則僅僅將大量微罪案件往前挪移給警察結案作為解決提議，只不過把檢察機關的痛苦與負荷施加到基層警察身上，國家總體案件數量毫無減少。我誠摯呼籲，徹底從國家刑案總量進行管制，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作者為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