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防治法》上路近20年，標誌著當「家」不再「可愛」時，由公權力進入家門的正當性，然而，即便法律「賦權」，只要受暴者不願對外求救，政府也很難拉他們一把。尤其2012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上路後，社會局的家暴個案資訊不再與在地的里長互通，多數時候只能「單兵作戰」進行防治工作，這張斷了線的網，還有可能補得回來嗎？
「婦女走出來，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從事家暴防治20多年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指出，很多受暴婦女不敢對外聲張自己被家暴，就算勇敢求援，還要擔心是否有效。究其原因，除了社會給予的壓力很大，受暴婦女常被認為「沒有忍讓」，家族成員更往往勸合不勸離；更現實的層面是，孩子是要帶走還是留下？經濟依賴該如何解決？這些都讓受暴婦女繼續在不友善的環境中隱忍。
快被打死了、沒地方躲了 才敢對外求援
紀惠容說，許多受暴婦女最後會走向求援，多半是因為「快被打死了」、「再也沒地方躲了」，或是「孩子也受到傷害了」，直到真的無路可退，才會勇敢對外求援。據她觀察，以往向勵馨求助者，通常已忍受家暴10到20年，現在被打了1、2次就出聲者已越來越多，不過，平均而言，受暴時間仍在4-7年，且受暴年齡有下降的趨勢，甚至高社經地位婦女受暴比率，也不比一般家庭少。
施暴後的「蜜月期」是家暴常態！紀惠容說，許多施暴者是「暴力循環者」，動手後會道歉，之後經歷一段平靜期，繼續累積不滿至爆發點，又再施暴，如此循環下去。紀惠容表示，許多首次動手的家庭成員是因為遭遇家庭挫敗，但若他們在家暴發生之初就願意站出來，「初期是可以被協助的」，只要施暴者願意承認錯誤，而非為自己找理由且指責受害人的不是，在接受輔導後，有機會改善家暴問題。不過，她不諱言，願意走這一條路而成功挽回家庭關係的比例相當少。
不敢問、不敢講 個資法成家暴保護傘
加以2012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上路後，為免踩洩漏個資紅線，相關防治單位間的資料互通出現矛盾，一方面希望相關防治者知道受暴個案所在，另方面又擔心個資流通會觸法，因此，里長已不若以往可以從社會局得知家暴戶，「不敢問，也不敢講」，讓家暴防治的「安全網」斷了中間的連接線，又回到了「單線作戰」模式。有的里與社會局的家防合作甚至只剩1年2次的防治宣導，里長對里內家暴戶不再「瞭若指掌」，構成第一線防治的死角。
一旦里長無法再擔任社會局的「眼線」，家暴慣犯就更能理所當然地躲在《個資法》的保護傘下。數位里長聽聞自己所在的里是社會局列管的家暴高風險區時，第一時間的反應都是「哪有很多？」「你亂講！」「怎麼可能！我知道的才1戶！」反駁與震驚成了他們的反射動作，在這種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又怎能期待各層級通力防治家暴呢？
不過，事情如今有了轉機。權衡社區安全防護與個資保護，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聲令下，「希望里長幫忙的案子，一定會通知」，社會局將再度連接起局與里的「安全網」。社會局長許立民表示，將在區內召開「個案研討」與「區級會議」，有需要關注的個案會通知里長，但不會發家暴戶清冊，以避免觸法。只是，如果再度遭遇《個資法》與家暴防治扞格的問題，許立民回應，還要再進一步請教法務局意見。顯然，這其中的擺盪，依舊是社會局難以迴避卻還沒有準備好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