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委員都支持這項制度。律師林志忠說，他的執業經驗常讓他感到無奈，因為跟普通法院的法官談憲法，「他們對憲法的距離非常遠」，建立此制度勢必可加強普通法院法官的憲法意識。城邦集團執行長何飛鵬也認同，他說，普通法院的法官都「陷在就法論法的窠臼」，判案很少想到憲法、人性、社會常理，鄧元貞案就是一例，必須要超脫體制、從宏觀的角度給人民救濟權利的管道。
李建良:除了民、刑訴訟，大法官也可審查行政訴訟判決
中研院法研所副所長李建良指出，現在是建立這項制度的關鍵時刻，也攸關司改能否前進，因為該制度會帶來很多正面、良性的影響，因為除了民、刑事訴訟，大法官也將可審查行政訴訟判決，對於這些涉及人民與公權力對抗的訴訟，行政法院常常是站在行政部門的角度作判決，而沒有顧及人民的基本權利。
李建良舉例指出，「我們很少或者幾乎沒有辦法舉行公民投票，關鍵在於行政部門的阻擋，以及行政法院的護持，有《公民投票法》，人民卻無法行使這項權利，最大關鍵就在於法院，這是很適合由大法官審理的案件」。
吳巡龍舉監聽案為例，「不太可能期待一般法庭自我糾正」
澎湖地方法院檢署檢察官吳巡龍也認為，由憲法法庭審查判決是否違憲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不太可能期待一般的法庭就違憲判決作出自我糾正」。
吳巡龍舉例，北機組曾提供錄音設備，要向其檢查有查稅員索賄的店家對查稅員錄音，最高法院以店家在沒有申請通訊監察的狀況下錄音是違法搜證為由，撤銷下級法院對查稅員做的有罪判決；吳說，我國制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時已引進美國對隱私權設限的門檻，這個案子不在隱私權保障的範圍內，但判決都沒提這點，「三個庭都沒有自我糾正，要期待最高法院對錯誤的判決作自我糾正是很困難的」；而這個案子「到今天還影響我們的偵查行動，我們查賄選的時候就不敢提供錄音設備給受賄選的對象去錄音」，因此應建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不過，也有不少支持這項制度的委員，對可能的隱憂提出關切。
鄭玉山、蔡碧玉憂有合憲問題
在合憲性問題方面，最高法院院長鄭玉山說，因人民對法院審判的公開透明很有疑慮，讓大法官檢視判決將有助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再從增加人民司法受益權的角度來看，他支持建立制度，也對許宗力提出這項改革表示「讚佩」；但他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的規定質疑，如果沒有先修憲，是否會違憲。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院長蔡碧玉則引述大法官釋字553號，該釋憲文提到，憲法設立釋憲制度是授與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的審理，蔡也質疑，大法官審查判決是否為釋字553號所容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