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揣摩著你的心靈，特別是你的心靈如何揣度我的心靈，以及你的心靈如何思考我的心靈如何思考你的心靈」（Charles Cooley，＜Life and the Student＞，1927）
＜白雪公主＞裡的王后向來被父權社會視為「壞女人」的典型，而魔鏡則忠實地映照出王后心理，對於男性欲望與權力秩序的焦慮與不安。然而，魔鏡所反射的，不只是自我與他人互動所建構的內在；位高權重的「女強人」、社會邊緣的弱勢性工作者，在對於女體的規訓下所異化的，都因魔鏡而自結構的遮蔽中重現。一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它如何在這種重新認識的真實中，自我調整。
在台北，歸綏街文萌樓就是這樣一面魔鏡。它曾是公娼館，考驗這座城市怎麼看待曾經為她付出身體的女性勞動者；它位處雙連，這個日本時代隨著鐵路開通與填埤造陸而興起的喧嘩工業聚落，繁華的邊緣、中心的邊陲，考驗這座城市如何較均勻地追求城市的永續發展；它是十六年來公娼抗爭的基地，考驗這座城市如何在不同群體間包容與共存。
憑藉主流媒體的社會記憶中，公娼抗爭等於反廢娼等於「反扁」，但陳水扁市長廢娼的動力，卻是九零年代進取精神的副作用。那是台北市中產階級從八零年代中期慶城街反對變更商業區開始，慢慢掙脫白色恐怖的枷鎖，開始「自己的城市自己救」的精神，也在這種「快樂、希望」的精神中，來自民生社區的律師大家長陳水扁，被送進了台北市政府。
除了眾所矚目的捷運紅皮書，阿扁任期前半的改革，在生活環境改善上最為顯著，掃蕩違法八大行業，得到了市民顯然超越黨派固有界限的認同。於是當時在野的國民黨，誣指陳水扁破格拔擢的警察局督察長陳衍敏「走扁嫂路線」、炒作統一大酒店計程車群毆事件、將陳衍敏涉入的周人蔘電玩案上綱到陳水扁操守…卻無一能改變市民對陳水扁掃「黃賭毒」績效的肯定。
急於證明陳水扁「魄力有打折」，1997年1月，國民黨市議會黨團中問政火力最強的「八人小組」，在二位反扁色彩鮮明的女議員主導下，質疑阿扁「掃黃兩套標準」，還抨擊陳水扁強調尊重女性是玩假的。僅管這樣的論調因為沒考慮結構，根本似是而非，但以「永遠第一名」自許的阿扁市長無法忍受最得意的政績被如此指控，而在缺乏基礎資訊與政策配套下，於答詢中承諾廢娼。
由於國民黨議員與親國民黨媒體的「突然關懷弱勢」實在跟廢娼一樣粗糙，以至於許多奇特言論流竄。比如誇大地宣稱公娼乃至色情產業在「歸綏街附近」乃至大稻埕經濟有主導地位，陳水扁廢娼「讓過去支持他的大稻埕鄉親很不滿」等等，這些言論當然只是讓殷實的舊社區居民對國民黨更為不滿；而當市府某單位以宣揚公娼「懶惰」、「不願意學新技能」、「很多是老鴇」來「反擊」，則讓公娼的處境，更為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