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律師也有保密義務，是因為律師如果沒有得到當事人授權而公開得自偵查中的資訊，當然也會侵害當事人的權益，還可能是違反律師倫理的舉措。律師若是得到當事人的授權，自然就有不受限制而對外發言的正當理由。
從防止妨礙偵查作業的目的說，「偵查不公開」所拘束的對象，也以限制政府部門的人員為主。因為從事偵查的人員洩密，往往足以影響妨害偵查的進行。當事人不在法律限制範圍內，不必再加解釋；惟此也不該成為限制律師受當事人委託而對外發言的理由。律師獲得當事人授權，為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而發言，不該因為檢調偵查之便利而打折扣；如果律師別有違法情事，本可依法究責，也用不到這一條。
＊ 以「洩密」方式辨洩密案是法治最大反諷
簡而言之，偵查不公開的主要拘束對象是檢調人員。但是誰都知道，每天媒體上關於偵查重大刑案的消息不知凡幾，此中難道絕無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定？除了不久之前，前檢察總長因違反偵查不公開而被追究洩密之法律責任之外，又有幾個檢調追究檢調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案件？現在是為了追究政府官員洩密而進行偵查，卻又每日都有偵查進度的消息傳出，有無違反偵查不公開？用洩密的方式偵查洩密案件，有沒有一些反諷的味道呢？
若問為什麼我們只要是每天看新聞，就不難發現違反偵查不公開其實是家常便飯呢？答案可能是二者選一：一是濫放消息受到縱容，一是它還受到鼓勵。受到縱容的理由，可以比較簡單：官官相護，自己人不辦自己人。（前檢察總長被追究洩密刑事責任，正好是在他要辦自己人之後。）那又為什麼不只是縱容，還可能是縱容加上鼓勵呢？實也不難索解。刑案的控方，包括檢察官與自訴人在內，必然只會推定有罪，不會推定無罪，但是控方也可能還想進一步破除法官在審判時推定無罪。試想，如果從偵查之初，還沒有人遭到起訴的時候，就能藉著媒體之口，言之鑿鑿地入人於罪，也就是利用媒體審判形成社會認定某人有罪的氛圍，從而影響法院自動推定有罪，豈不妙哉？這樣的縱容與鼓勵，難道真的完全不存在？
如果控方始終不肯朝向勤於科學搜證、符合嚴格標準證明有罪的方向努力，而總是希望靠著法院推定有罪，自動放寬認定有罪的標準定罪，而且還能常常得逞，台灣能算是真正的法治國家嗎？
最後要再補充問一句話：本文的讀者認為近日被說是洩密的官員無辜嗎？如果不是，也因此不同意本文的觀點，會不會就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根本未曾推定無罪，才會在法院判決甚至檢方起訴前就已打算將某人繩之以法呢？這當然也是每個人的自由判斷，旁人無從置喙。但是，如果法院，還有媒體，總不認真對待無罪推定的憲法原則，而且開始身體力行，台灣想要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恐怕終會是鏡花水月，緣木而求魚吧！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台灣大學政研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