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零年代初，挾台北在地民意與新興中產階級勢力而起、還充滿活力的民進黨，在當時遠比目前優秀也更願意談政策的市政專才們帶領下，是最早意識到這種狀況必須被改變的（當然正視「首都」，也有其政治意涵）。從1991年起，民進黨市議員周柏雅、卓榮泰與謝明達等人，便已提出透過國土規劃與都市計畫，既使中央機關釋出土地用以因應台北城市發展與市民生活的各項課題。
1993年，由謝長廷系統主導的台北市黨部，並不是後來只負責辦活動的地方組織，而提出了國土規劃建議報告，並在其中對首都機能進行通盤檢討。隔年年底，陳水扁當選市長後，「首都」正式進入了台北市的發展議程，而其中雖較屬細節卻提供未來發展可能的，便是透過新成立的都市發展局，制定通盤計畫後向中央全面性交涉，要討回半世紀以來被挪用的都市發展空間。
向中央討財產時，雖然也偶有緊張場面（比如幫中央占用土地編列拆遷補償費用，便在議會遭到同黨議員批評為過度妥協），但九零年代的時代氛圍下，政治還不是馬英九時代後媒體政治的花拳繡腿，不管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不管用何種標準評價高低，當時的政治人物至少都還相信政治上的成功得用政績爭取，自然也還能夠在沒有制度下，就重要個案坐下來談。
就首都的發展，特別是鐵路地下化後在中央政府的核心地帶旁釋出的台北車站特定區開發可能，李登輝總統便曾指示交通部得要與在野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通力合作，也因此讓台北市都發局的都市計畫作業能順利進行。然而馬英九擔任市長後，將政治表現從政策移轉至媒體聲光秀上，砲打中央選邊站的低能遊戲因為有收視率可以天天上演，而台北市作為首都得與中央密切配合的施政，卻放著不理。
此如，民進黨執政後內政部要對行政區全面調整，僅管無損台北市的政經資源，馬英九卻高調砲轟這是「台北市降格」，而更實體的則是如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時，有鑑於中央政府機關四散，不利管理、長期而言浪費預算並拖累台北的都市發展，而打算透過換地，在華山公園旁原公車處城中站新建合署辦公大樓，但馬市府覺得事不關己，中央執政後索性以小問題宣佈放棄。
可是華山合署辦公大樓不蓋了，中央機關有停止花錢蓋樓嗎？最近的例子是行政院從經建會組織改造出的國發會，宣佈為了合署辦公，要用國發基金的錢跟地，在松江路蓋新辦公大樓。國發基金本來叫中美基金，這個基金在松江路的土地原本多為早期美國顧問的宿舍區，既因建築精美而在台灣建築史上有重要意義，其綠蔭更是商業區裡的都市綠洲。
國發基金土地的文化資產價值，在立法院被立委鄭麗君和管碧玲發現，要求國發會易地再說。古蹟與綠地暫時保住了，但國發會發現自己在松江路的另一側有塊比較小但是早就沒建物的空地，便宣佈打算明年在那新建一棟十二層的辦公大樓。這次，雖然沒有文化資產與社區空間的問題，但就中央政府在首都的空間管理而言，卻依然是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