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要分擔，島都台北市，榮幸滿花籃，合齊來捧起。」（1920，＜台北市民歌＞）
從九零年代開始，四年一度的台北市長選舉便常被稱為「首都之戰」。不過，雖然這些年可能只剩如某位王姓歌手那樣的極少眾，會認為南京才是首都，但「首都台北」這台灣共識，卻從未在台北的市政建設中實踐。特別是馬郝執政的十六年來，「首都」是虛，台北的城市規劃只見「六本木」：台北車站六本木、中山北路六本木、華光社區六本木、仁愛路空總六本木、到南港還是六本木。
「首都」不必然是一國資源集中之處，德國、瑞士或以色列皆是如此，但理想的首都規畫在於維持城市多樣性與經濟活力的同時，提供維繫現代國家運作所必須的空間條件。從日本統治將現代國家的概念引入台灣開始，島都台北的佈局即得配合統治機器的需求，並因此決定了集中在台北城內政治與金融機關、南門外拓殖機構與東門外科教單位為方針的城市發展方向。
不過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密度，仍遠小於正常的中型國家，日本人在台北留下的辦公廳舍，就一個完整的中型國家首都，自然也不敷所需。偏偏國民黨一方面帶著遠多於中型國家規模、有用或無用的公家單位來到台灣，另一方面卻把這「中央政府所在地」貶為「臨時首都」，因此僅管不同的政府機關與親近層峰的「民間團體」，三不五時便上演土地爭奪戲碼，戰後初期的中央掌權者，卻寧可在日本人留下的土地與建築上胡亂搭建，而不願以首都的規格對台北的發展長期擘劃。
於是，日治官廳的空間往往上蓋外擴，後來從日本平民取得、四散城市各處的「接收日產」，也被鏟平後由各機關零星地蓋大樓（如果不是被國民黨、「夫人」的婦聯會、「太子」的救國團或各接收大員納為己有的話），最後甚至挪用了台北的城市公共空間，以用於「臨時」的中央政府建築，最具代表性與諷刺性的，便是立法院從來都蓋在未曾動工的建成國小校地上。
全面民主化前，惟有黨外市長高玉樹，因為有自己的民意基礎與良好的美國關係，得以運用美援經費就台北作為首都的發展需求，與缺乏長期首都治理構想的中央政府周旋。但之後的官派市長們，既只能在國民黨內謀求發展，政治正當性不足下光是處理都市化的各種衝擊即已焦頭爛額，何來餘力推動台北作為首都的空間運用？
半個世紀過去後，中央政府對於首都的運作與台北龐大國有財產的管理，仍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制度，一方面任由西區城市核心「空心化」，影響到城市的整體發展，一方面各單位卻在城市各處編列預算、大興土木以利「自己單位的合署辦公」。硬體上如此，制度上台北市與中央也缺乏一個共同的常態化的首都治理機制，而讓台北空有資源甚至資源過剩，卻無法讓資源運用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