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隔絕對峙的年代，報導、評論大陸相關的新聞，算得上是「特許職業」，只有畢業於各大專院校大陸研究所、東亞研究所的記者，才能在「特定房間」閱讀瀏覽「特定」的大陸的新聞和資訊，再經「特定」的篩選，呈報給「特定」的主管，經由主管審批後交由「特定」的版面刊登或報導。
所謂特定的房間，各家媒體稱呼不同。有稱之為「大陸研究室」的，有稱之為「匪情研究室」的，至於我們這些無緣也無權瀏覽大陸新聞資料的記者，則戲稱這些「特定房間」為「鐵幕」。既然是鐵幕篩選出來特定新聞內容，且經特定處理，因此，當時所謂的大陸新聞，百分之百是負面的，絕無正面的「假新聞」。至於無法也無力設立匪情研究室的媒體，有關大陸新聞的報導，除了仰賴中央通訊社的統一供稿外，也只能翻譯國際新聞供應社的供稿，或是轉載國外媒體的報導了。那時，只聽說翻譯水平太差的，不流行、也沒人大膽到膽敢歪曲中央社和外電的內容，再加上報禁張數和篇幅限制，基本上，大陸新聞，除了像紅衛兵打砸亂鬥、四人幫倒台、唐山大地震這類的負面新聞外，少有報導，也沒甚麼人關心。
台灣記者赴大陸採訪，始於1987年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和徐璐的「偷渡破冰採訪」。1989年郭婉容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大陸新聞在台灣媒體的比重逐漸提高。不過，整體而言，受到「黨國體制」成功的「政治教育」和「媒體控制」的影響，台灣媒體記者對大陸的了解，很幼稚也很弱智。
媒體界便曾經盛傳一段的佚事。說是1991年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率團訪問北京時，一位嬌小貌美的主播隨團採訪，到香山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衣冠塚致祭時，驚問旁人:「蝦米？他們的國父和我們是同一個國父喔？」真真假假，不得而知，總之，就是消遣電視台記者對兩岸關係與大陸的無知罷了。
兩岸開放三通、海基海協兩副白手套建置完成後，兩岸開始探討互派記者駐點的議題。93年大陸開放台灣記者輪調派駐大陸，台灣則畏畏縮縮，並未「對等」地開放大陸媒體派駐記者來台。
96年，李登輝戒急用忍後，剛剛熱絡起來的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儘管如此，兩岸的新聞交流卻沒有因而中斷。台灣的有線電視裡依然可以收看得到央視的頻道，連老共的閱兵大典都能在台Live收視。大陸記者雖然還不能常駐台灣，北京倒也沒有岩里政男的戒急用忍而將台灣輪調駐京的媒體記者「驅逐出境」。像是聯合報、中國時報、東森電視台、TVBS等媒體的駐京記者，照樣還是「出門跑新聞、回家勤發稿」。
北京大，居不易。駐京記者所謂的家，似乎、好像都被安排住在金魚胡同一家號稱四星的和平賓館裡。和平賓館位在當時北京少有的五星級酒店---王府飯店的正對面，賓館的大堂頗氣派，客房的裝修和服務，卻讓人不敢領教。倒是賓館一樓的薩拉伯爾韓國烤肉，色香味俱全，也算是招待朋友的高檔餐廳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