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場由突尼斯迸發的反政府示威席捲埃及，衝垮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當代法老就此被阿拉伯之春的烈火焚身。綜觀穆巴拉克的人生軌跡，其先是發跡軍旅，在44歲那年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年輕的空軍司令，又經緯國政，於53歲正式問鼎埃及總統。在30年的統治生涯內，穆巴拉克雖有建樹，卻也一步步為自己的倒臺埋下禍根，他曾是全國98%選票的心之所向，卻也在萬民唾棄中倉皇辭職，並於今年2月24日，正式從人生舞臺謝幕。
於穆巴拉克而言，這場騷亂讓自己由中東強人跌為歷史罪人，最後再淪為無權老人；對埃及來說，阿拉伯之春是歷史的濃重一筆，到頭來卻彷彿什麼都沒改變－軍人執政依舊，經濟常處低迷。改變的風沙在不變的金字塔上嘯掠，碎裂的結構在失序的尼羅河中碰撞，這樣的埃及，筆者曾經見過；對寓居埃及五年的何偉而言，想必更是刻骨銘心。
用看過中國的雙眼凝視埃及
自打27歲（1996年）來到中國，何偉（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似乎就不曾離開過。從四川涪陵的英文老師，到《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再成為四川大學的非虛構寫作老師，何偉的中國路走了20多年。在這段期間，他先後出版被稱為「中國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與《尋路中國》，書中既有身處異域的抽離與冷眼，也有安居新鄉的融入與情熱，更側寫了當代中國的複雜與深邃。
然而，在他與中國的漫長交流間，還有段出走埃及的小插曲。2011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份遷居開羅，據其所言，事前感覺自己要去的是個「歷史悠久，語言豐富有趣，與中國很像」的地方。然而時值阿拉伯之春動亂，他與妻女的住所經常缺水斷電，自己也因抗議活動折斷腳骨，電腦與相機更差點失竊。最後何偉看著旁人紛紛進監獄，終於在2016年離開了埃及。但這五年種種並非徒勞，何偉選擇在2019年出版自己的埃及觀察《埃及的革命考古學》（The Buried），既書寫考古現場，也記錄革命以來的政治運動。而過往的中國經驗，也成了他丈量埃及的隱形圭臬。
例如談及埃及的社會秩序時，何偉便不只一次將兩國相較。其認為，與中國相比，埃及社會相對缺乏「系統」（نظام，nizam）。首先，埃及人普遍對數字不太在行，小販們時常找錯錢，且就算是小範圍的數字計算，都還得用計算機；但由另一個角度觀之，何偉認為這不失為一種放鬆，畢竟「中國對錢可以執著到令人厭煩的地步」，且或許正因如此，何偉發現埃及人的語言學習能力非常強大。雖說這其中也有殖民、埃及人愛交際等因素，但曾在中國執教的何偉還是感嘆：「中國學生常用學數學的方式來學語言，也就是憑記憶力死背，加上反覆練習」，但在埃及有許多平民根本沒受過任何正式訓練，卻能在面對觀光客時說上一口好英語。
此外，許多埃及人的生活日常毫無規律與秩序可言。何偉舉例，賴床、不按時吃飯、社交到半夜可謂埃及常態，在阿拉伯語的埃及方言中，還有無數表達「遲到」的厘語短句；相比之下，中國的時間觀非常嚴密，約好時間後遲到是例外，不比在埃及遲到是常態。
而這種「失序」，也體現在埃及自編的阿文課本中。何偉回憶，他當年學中文時，用的是《用中文讀中國》，是中國自編教材，光是開頭幾課，就出現許多官方機構、政府組織的名字：「婦女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總理」、「社會主義」等；但埃及自編的阿語教材，除了穆巴拉克總統外，就很少出現其他政府相關名詞，甚至還暗藏對國家體系的不信任。例如有段對話如下：
父親：「你的大學朋友都去哪了？」
馬哈茂德：「去大公司工作了。」
父親：「那你怎麼不去？」
馬哈茂德：「這要靠關係。」
這裡的關係用的是「wasta」（واسِطة）這個字，在阿語中意指「走後門」或「裙帶關係」。在讀完這段帶著淡淡哀傷感的對話後，何偉聯想到了中文裡的「關係」，在他看來，中國的「關係」 時而腐敗時而彈性，而正因中國社會體系已充分發展，故「中國式的關係」可以培養、學習、操弄，只要有方法與常識，人人都可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關係」；但在埃及社會中，所謂「關係」卻更像階級，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人們當然還是可以經營自己的人際關係，但這些交情很難讓自己躋身另一社會高度。
除了比較埃及與中國社會外，何偉還特別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書寫在上埃及闖出一片天的中國情趣內衣商。就意識形態版圖來看，上埃及可謂全國最保守的地區，此處的穆斯林婦女不僅多包頭巾，也常有黑衣蒙面裝束，但在何偉打入當地溫州商人圈後，卻發現保守之下其實別有洞天。
一般而言，埃及婦女通常會準備三種服裝，保守的在外穿，輕便的家中穿，性感的則有特殊作用。而或許正因上埃及婦女在外穿著普遍保守，故而物極必反，對情趣內衣的消費需求也相對巨大。受何偉採訪的一位中國商人便表示，她的店每兩個月就要從中國進一批新貨。而依據埃及婚俗，每逢新人要共結連理，新郎往往負責置辦房產和傢俱，新娘則出資採購小家電、廚具和衣物，故何偉也曾多次目睹所謂婚前性感內衣採購團：新娘由未婚夫、母親、兄弟陪同，一夥人共同挑選胸罩、絲襪、丁字褲、各種睡衣睡褲。看完這幕，他不禁喟嘆：在亞洲，就算是最有自信的婦女，也會因購買內衣時有父母、未婚夫與兄弟在場而感到尷尬，沒想到這在埃及卻如此稀鬆平常。
而在採購當下，中國店主常以特殊的埃及阿拉伯語招呼顧客，何偉稱其為「內衣店方言」。這種方言起於溫州商人圈，以何偉接觸過的某些受訪者為例，這些中國人剛到埃及時不僅一句阿語都不會說，甚至連英語也不大通曉，卻能靠著日積月累模仿顧客，耳濡目染習得語言；然而由於情趣內衣店還是女顧客為多，故這些商人講話都有一特徵，那便是動詞都以陰性結尾，故就算是男店主，也多以女性口吻招呼客人，頗有安能辨我是雄雌的錯位感。
而這種錯位，也像極了何偉眼中的埃及與中國。這兩大文明古國在某些神髓上似曾相似，卻又極其不同。正如中國商人透過女顧客之口學習埃及阿拉伯語，何偉也透過自己的中國經驗梳理埃及，進而反扣阿拉伯之春。
解構革命的時間與系統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學》中，「時間」是條再明晰不過的主線。而早在此前，何偉便曾於書寫中國的《甲骨文》中探討時間概念。身為一個現代人，我們已習慣用線性的方式理解時間，隱然接受了歷史將不斷進步的假設，進而強調邏輯、理性與個人主義的重要。但何偉認為，正是這種習以為常的思維，讓我們淡忘了時間的循環性，容易視所在當下為「歷史的關鍵時刻」，結果便在千年一隅中過度流連，錯估了阿拉伯之春的意義。
何偉在埃及時常與考古學家接觸，因而知曉5000年前的古埃及時間觀。在古埃及人的思維中，時間有兩種：「Djet」與「Neheh」，Djet有靜止之意，或可譯為永恆； Neheh則是週期，喻指重複、更新的意像，例如太陽運轉、季節流逝與尼羅河的週期性泛濫等。
而之所以存在雙調的時間觀，何偉認為這與埃及的兩極地貌有關。對尼羅河谷地的居民來說，洪水年年降臨，水患所經之處雖是一片狼藉，卻也暗喻肥沃的生機與重生；但對沙漠中人而言，除了翰海黃沙與各色沙丘外，周遭環境就是一片死寂，沒什麼變化，因此他們的國度適用另一種時間。
而藉此雙調的時間概念，何偉進一步解構人們賦予阿拉伯之春的線性感與進步光環。在他看來，埃及近代史雖在無數政變、戰爭等「Neheh」中前進，但其本質是在中世紀與現代秩序間來回擺盪，埃及沒有因沙達特（Anwar Sadat）遇刺換上穆巴拉克就更好，也沒有因一場阿拉伯之春就成功民主化，這個國家一直走著自己的路線，其本質還是停留在某種「Djet」中。阿拉伯之春不過是眾多「Neheh」之一，就像時間一到自然發生的尼羅河洪水。
而何偉在書中用以反思阿拉伯之春的，還有另一主線：「系統」。據何偉所述，他之所以會關注系統這個概念，也與自己的中國經驗有關。他於90年代踏入中國，起初還不是個獨立的作家，而是在地方單位工作。所謂單位，裡面有領導、結構與規定，又掛靠國家，就像一部部小機器，可以自行運作，同時支援大型工廠產出。而當年許多中國人都在各種單位裡謀生，故而整個國家可謂是各種系統的集合體。
然而當何偉遷居開羅後，便發現埃及社會有一根本問題：缺乏統一的系統。除了前段舉出的中埃社會對比外，何偉還將此現象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例如在首都開羅，約有65%以上的人口住在違章建築裡，但政府對此不僅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根本不願、也不能解決這件事；當人民被警方取締，雖偶爾能以賄賂解決，卻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風險；龐大的官僚雖享受著相對高薪，卻似乎什麼計畫都沒在執行；國外援助源源不絕湧進，但政府彷彿都沒將錢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專制，卻只能掌控部分系統，無法在所有角落貫徹法度；但人民也算神通廣大，總有一套本領能讓自己在失序的國家中存活。筆者曾三度拜訪埃及，對此也是頗有感觸。
以交通為例，出門搭公車的路上，首先要過馬路，這時看的必須是車而非交通號誌；上公車前也永遠要問司機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在當地過站不停是常態；如果過站便是鼻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autobus的小包車，但同樣得每台都問價錢與停靠站，因為沒有統一標準；如果搭計程車還得注意，司機常開到一半自行加價，而乘客除了假裝兇狠外，往往別無選擇。以上種種不過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適應之後便覺稀鬆平常，這時又會生出種「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與混亂間既有張力，又維持著某種平衡。對筆者來說，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滿成就感的有趣歲月。
然而，何偉也好，筆者也罷，畢竟都是過客，可以在心靈上自由進出所謂「埃及人」的身份；但當地人卻是終其一生要過這種日子，國家治理無能是真，腐敗也是現實，人民久了自然要上街頭，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竄出；但這種治理障礙又已深入骨髓，區區革命不過讓權力洗牌，政府上臺後多仍蕭規曹隨，官僚顢頇腐敗依舊，於是整個國家的治理問題繼續存在，所謂示威與革命最後就成了人民與政府間的古巴飛彈危機，雙方硬撐，最後看誰先鬆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發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後，人潮終究散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國
在埃及這5年，何偉以時間為經，系統為緯，為我們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報告。然而，這何嘗不是他對中國的另一種隱晦回望？他曾詢問埃及當地中國商人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對方回應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趕下臺，情況還會比現在好些。」
書中雖未針對此句直接給出評語或結論，但筆者曾讀過他於《紐約客》上談及此事的長文報導，何偉是這麼認為的：
「我常聽到中國企業主們發出這樣的議論，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見利忘義，因為按照西方的設想，一切局外人都該樂於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許中國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為他們看到了埃及實際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樣子，……，按照中國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軍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絲毫沒能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
對何偉來說，他的埃及生活離不了中國經驗；而他的某些中國觀察，也往往要在出入異文化後，才會不經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偉也已回到中國，但這份角度殊異的革命考古報告，將會成為見證那段激情歲月的另一種註腳。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與《端傳媒》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