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柯連兩人的政策目標，是為大型公有土地或文化資產找到具效益的使用方式，那麼沒有規劃理念便輕率將都市菁華土地劃設為「文創園區」，能協助到的業者只是整座城市法定文創業者的零頭，對社會的整體效益卻又不如把同一塊地「去營利化」成為公園、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等「真正的」文化設施，或「更加利潤導向」成「真正的」商場或辦公大樓（世界上多得是兼具文化資產身份的商業建築）。
相較之下，認清地方政府的角色，協助某些街區因其特色而有機發展出的文創群聚能進一步茁壯，顯然是較合宜的策略。然而像近五年來的迪化街，隨著容積移轉所挹注的街屋整建陸續完成，民間文創產業的進駐和都發局無心插柳的「都市前進再生基地」在假日已可聚攏不少人氣，但這種對老城區「萎縮到只剩文創」的發展策略，同樣不應被過度評價。
（迪化街文化基地規畫圖／作者提供）
當大稻埕逐步成為市府眼中的「文創聚落」，文創產業推高的地產價格，反而迫使多在地人熟悉的老店家（像是民生西路肯特西餐廳或迪化街米蘭多咖啡）歇業。這種現象並非文青朗朗上口（卻經常推了一把）的「縉紳化」（因為新來的店家面向的是觀光客，而非既有更富裕的社會階層），而毋寧說是「迪士尼化」：為了滿足外來者的「老街」想像，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卻快速流失。
因為認知到歷史城區的永續發展，得兼顧在地市民的宜居、產業的多元與城市土地利用的本質，當初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的總體規劃裡，匡列了規模不下同時期德國德勒斯登老城區重建的複雜工程，當時的陳水扁市長也希望以信義副都心開發所得成立基金，專款用於這樣的重大計畫。但接下來的十六年裡，台北市政府所服膺的是媒體政治邏輯；相較於昂貴緩慢的基礎建設，「只做文創」既能快速收割小確幸生活的好評，還不用花耗太多心力與預算。
省下來的預算，或許一部份被拿去申辦2016年的「世界設計之都」（申辦城市只有台北）。但相較於2012年芬蘭赫爾辛基主辦「世界設計之都」時，將從Eero Saarinen與Alvar Aalto等設計大師到Marimekko與GOLLA等新一代設計品牌，在城市空間內完美演繹而聲名大噪，喜談「文創」卻可以讓本土工藝設計大師顏水龍作品龜裂滲水的郝市府，比較像是在辦「撒錢裝潮之城」。
從法規面，台北也有促進城市空間設計感的都市設計制度，但在缺乏民選首長的政治支持下，這個制度早已淪為耗費成本卻少見成效的公文程序。比如中山北路多數建築或許無法取得文化資產身份，但當年中山北路「劃設美觀地區」所產生的建築高度，形成台北人對這條台北代表性大道的空間印象。透過都市設計，這種空間感可以用建築腰線或退縮等（技術上相當簡易的）方式保存，但台北市政府只是讓這條路逐漸成為比例失調卻「自稱經典巴洛克」建築的聚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