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各地，他寫道，他看到了「勤勞、骯髒、遲鈍的人」、「中國人吃飯時不坐在長凳上，而是像歐洲人在茂密的樹林裡大小便時那樣蹲著。一切都安靜、肅穆。連孩子也無精打采，看起來很遲鈍。」「如果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種族，那就太遺憾了。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光是這樣想想，就覺得特別沮喪。」在上海，他寫道，中國的葬禮「在我們看來很野蠻」，街上「擠滿了行人」；「空氣中永遠彌漫著各種惡臭。」「就連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特別像畜群的民族，」他寫道，「他們往往更像機器人，而不像人。」
愛因斯坦的歧視語言，可說觸目驚心，不過今日你在網路上，隨意就可搜那種斑駁的西洋舊片，大凡是某記者在「光緒某年」拍下北京前門一段錄影，鏡頭裡拖辮子、目光呆滯、面容猥瑣的邋遢人群，你大概心裡面也會有抵觸：咱祖先怎麼這副德性？而今在中國暴富之後，中國遊客的世界各地的不文明行為，大聲喧嘩、隨地大小便、爭搶擁擠，甚至在埃及神廟刻字「到此一遊」，再次證實「衛生」跟「民主化」一樣艱難。
「政治衛生學」
醫學、中產階級和民族國家，這三項建構了西洋的公衛制度。中國的這種建制，從晚清至民國是怎樣的進程，一項專業和冷僻的學問，這裡暫且略過，卻要說一說當時偏僻角落裡的一個響動：延安發起一場「思想清潔」運動，非常前衛。
本來「髒」在中國的現代語境裡，從所謂「五四話語」到「延安話語」中，有另一種意思。魯迅最早「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靈魂」，《呐喊》、《彷徨》兩個小說集呈現的農民，都是麻木保守（潤土，「故鄉」）、唯求「做穩奴隸」（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華老栓，「藥」）；再如前面提到的胡適，定義中國傳統之「髒」，從封建禮教、包辦子女婚姻直到納妾、逼女人裹腳等等。顯然，知識者有「療救」大眾之責，但是這個「衛生」概念，在延安被毛澤東顛覆了，他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相比，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知識份子是「猴子」，西班牙殖民者便視南美印地安土著為「猴子」），要「脫胎換骨」。延安整風的口號是「懲前斃後，治病救人」，徹底顛倒魯迅「療救」文學所界定的「醫生」（知識份子）和「病人」（民眾）的位置，重新詮釋「乾淨」和「骯髒」的含義，在中國一個割據的邊區，承繼五四的「療救靈魂」而創造了思想改造的「政治衛生學」，這種治療有時是見血的，作家王實味就在整風中被砍了頭。
從西方引進的「衛生」概念，五四人先把它代入了「思想」，接著毛澤東這個「攪局」的梟雄，將它再升級為「改造」運動，這種「政治衛生學」影響了中國人近一個世紀，四九以後中共對知識份子「改造」、對民眾「洗腦」，一路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直到文化大革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最早講「靈魂」的是梁啟超），毛澤東被造神為「大救星」，從「個人衛生」到心理都陰暗猥瑣的一個「邊緣人」，主宰了十幾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