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這我完全贊同。但所謂中美關係，包不包括跟美國文化的關係、跟美國價值觀的關係？一言以蔽之，包不包括跟美國文明的關係？
必須承認，美國不是普通的世俗國家，而是燈塔之國。美國固然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也會跟其他國家一樣，追求其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美國對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會受到美國文化、美國價值觀的制約。美國對外政策因而往往有兩面性：一方面也往往無利不起早；但另一方面，其利益追求是有邊界的；甚至不乏理想主義的衝動。
這也是美國對華政策和所有其他國家對華政策的根本區別。所有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只受一種驅動，即利益驅動，無論歐洲，還是俄日，這點上都不例外。惟獨美國，其對華政策不可能不追求利益，但也不可能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價值觀，不可能不擇手段地追求利益。
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列強中一直特立獨行。跟其他列強一樣，美國在中國可以有租界，卻放棄了租界。可以獨享自己名下的庚子賠款，卻半數用來回饋中國人民，資助留美學生。進而有所謂威爾遜主義，主張把美國的民主、自決、公開協定、自由貿易等帶有道德高度的國內政策，投射到國際社會；主張在國際社會，也要「公理戰勝強權」。
這些主張後來被中國主流知識界嘲笑，這主要因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
據說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等於「公理戰勝強權」的破產，即威爾遜主義的破產。但事實是，巴黎和會只是中日兩國就山東問題博弈的一個節點，而非博弈的全程。雖然一度支持中國與日本博弈的威爾遜總統，因其自身利益考量而在和會後期動搖退縮，以致中國外交失敗，但威爾遜總統的動搖退縮和中國的外交失敗極大激怒了美國輿論，美國輿論普遍認為威爾遜總統背信棄義。迫於朝野壓力，威爾遜總統不得不改變決定，重新支持中國就山東問題與日本博弈，最終於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上，讓中國爭得了對山東的主權，挽回了在巴黎和會上的損失。可惜中國的主流知識界，這時已因巴黎和會的失敗而對「公理」絕望，一頭紮進了蘇俄懷抱，對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的勝利幾乎毫無興趣毫不關心，也就無法重新燃起對公理的嚮往和對公理戰勝強權的信心。
顯然，僅僅依靠當時中國自己的力量，中國不可能迎來華盛頓會議的轉機，不可能贏得山東問題上的最後勝利。中國的這次轉機，這次勝利，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觀在國際社會起作用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威爾遜主義的勝利。威爾遜主義並未破產，甚至威爾遜本人想動搖都不行，想退縮都不行，美國朝野不答應。這恰恰說明以民主、自決、公開協定、自由貿易為要素的威爾遜主義，已經深植於美國社會之中、美國文化之中，決定了美國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大方向，任何政客都難於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