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源於工業時代的大眾媒體，編採標準或許仍有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專業，但組織管理上卻可能高度不適應互聯網時代的資訊傳遞模式。事件一旦發生，無需等待前線傳遞到編輯台，可能早已在網絡上轉發千次，新聞報導之時早已成舊聞；用戶獲取資訊的渠道多元碎片化，讓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得透過壟斷與控制場景入口影響用戶；透過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驅動的新聞呈現方式，讓用戶逐漸習於偏聽，同儕間的相互催化與自我審查，有可能在極端情境下讓用戶沈浸在成見構築的同溫層中拒絕溝通，將不符合主觀認知的事實詮釋打為「假新聞」；政治野心家藉由操縱群眾心理，攻擊敵對陣營媒體的公信力，僱用公關公司透過各種渠道，製造為特定人物、商品、企業、政策造勢護航的宣傳。透過各種線上社群、聊天室與即時新聞平台灌水洗版搞烏賊戰術、在維基百科撰寫假內容、付錢給網絡五毛黨「為民喉舌」，甚至透過軟體工程炮製出符合實名制要求的假身份，持續向特定或不特定族群心戰喊話。
媒體作為信息傳播平台，事實報導應該客觀，但情勢研判不可能沒有立場。假設數據的判讀沒有受到業界相關利益人士或明或暗的影響，顯然把人性看得好傻好天真。生產觀點的目標是協助決策，而決策優劣的判斷標準若與利潤掛勾，那麼「客觀」與「主觀」就可能僅有修辭學上的意義。新聞與情報求真求實的專業期許，如果讓位給壟斷數據與渠道的上中下游產銷體系的媒體平台，可能催生另一種系統性風險。這是一把威脅所有內容與平台經營者、投資者與消費者頭上的懸劍。買媒體是為了影響輿論、形成有利於己的政策與共識，但若是過度濫用媒體平台，反而摧毀了媒體資產的價值。亂紀元的傳媒困境，是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資訊戰陣地。憲政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是否有機會反制？新聞傳媒應該如何革新，方能在困頓的經營環境中避免墜落？透過分析情報機構此一特殊傳播媒體暨內容生產平台的機制，或許可以為身處傳媒亂紀元中的個人與企業借鑑 。
情報機構存在的本質意義，是降低衝突對抗中的不確定性，爭取我方更有利的戰略優勢與行動自由。衝突對抗可以是軍事的、政治的、商業的；參與衝突可能是兩方，也可能是多方。不論是軍事競爭或商務談判，情報都是從龐雜的信息中提煉出有價值的資訊，以利決策者作出準確可靠的判斷及採取行動，既是藝術也是科學。好的情報分析員固然要熟稔假設建模與驗證預測等科學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想像力、用對的方法問對問題、與克服認知謬誤的能耐。人類傾向把現狀當成常態，並且慣性外推未來趨勢，結果往往大錯。一位在1950年退休的英國情報官員曾說，在他四十七年服役的歲月裡，年復一年，各種關於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預測報告，不斷在他桌上出現；年復一年，他總是認為那些報告聳人聽聞。他只錯了兩次。就算這位情報老鳥能夠跳脫框架思考，考慮當時英國政府層峰心態，也不見得能揚棄成見積極備戰。決策者無法正確理解情報，或是面對正確情報卻無法果斷行動，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歷史上屢見不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