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在《極端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1994）一書中説，我們世紀的最大殘酷是，體制與常規的遠距决策（remote decision，不是你我的參與）帶來「非人的殘酷」（impersonal cruelties），特别是它們可以被合理化為不幸的操作危急（必要之惡）。放到武漢／新冠肺炎的情境下，幾乎快30年了，Hobsbawm的話依然一針見血，令人不勝嘘唏。
在病毒剛出現於武漢時，基於維持社會稳定（一個合理化藉口），北京政權隱匿疫情（中共黨國控制社會的根本機制與例行操作），已是不争的事實。中國的决策影響所及，除了台灣外，世界各國對肺炎的擴散缺乏警覺和準備，導致死亡人數成千上萬（中國也犠牲了幾千人，包括被追封為烈士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等人），還不斷攀升，塵埃尙未落定。這是國家機器殺人的一種殘酷，殺人於無形，蒼生何辜。
殘酷，無關國家强弱，而是對人權的扭曲和踐踏。由超級強權到彈丸之國，不論對自己或對外國人民，各國政權在打天下或建國時，多少都曾殘忍過，以百姓為祭旗，尤其是對非我族類，殺無赦，圖的只是勝者為王與所謂的千秋大業。史册固然永遠記載勝利者的功勳偉績，但血跡斑斑，不忍卒睹。
在世界大小國家，武漢/新冠肺炎爆發後，屍體擺満一地（如義大利），各國政府束手無策，特别是貧窮落後地區。中國卻急忙的動員國家宣傳機器，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對内對外，大肆宣稱病毒來自境外，推卸責任，一付事不關己的冷酷。
武漢／新冠肺炎引起中美之間的國際紛争（罪魁禍首的追究），以及因肺炎稱呼併發的海峽緊張（台灣挑釁中國），兩者的事實／真相如何，未來的歷史學家終究會弄個水落石出，不容狡辯，也耍賴不得。北京可以改寫自己的歷史，卻難以阻止他人據理直書。
肺炎病毒没有國界限制，貫穿國際或兩岸關係的一個共同因素是中國的角色。北京的内外説辭是，從一開始，中國發揮了强大的决心（封城封省）與領導作用（中共與人民站在一起），包括以中央政府高姿態，大言不慚的强調相當「照顧」台灣人民。至於排斥台灣於WHO門外，就别提了。
在國際上，中國成為美國之外的第二經濟與軍事强權，大致有目共睹，無須争辯。為了肺炎病毒的起源，中國與美國相互指控，基本上是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realism）操作的必然後果。現實主義者堅信，不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力量是唯一恐嚇、馴服、打撃或壓制對方的不二法門，稍一讓步，便全盤皆輸。
在海峽兩岸關係方面，中國照樣運用現實主義者的力道，以軍艦軍機四周環繞台灣，處處顯露强國吃定弱國的威嚇（更何况在北京眼中，台灣不是什麽國家），擺明的是你奈我何的架勢。再加上北京在台北的代理人（自願或非自願），中國對台灣的直接和間接威脅無所不盡其能，稍一退卻，就顏面全失。
一個强大的中國，不必耀武揚威（軍機到處飛），甚至以鄰為壑；一個弱小的台灣，更不必任人宰割，俯首認命（向一國兩制／兩制台灣屈服）。在北京看來，台灣頂多是3萬6千平方公里的一塊土地，而非2300萬人安身立命的家園。即使用飛彈和炮火夷為平地，台灣依舊孤懸海上，只是紅旗飄揚，寶島不再。
要島，不要人，一向是北京對台北的殺手鐗，十足是「非人的殘酷」。中國再強大，也強不過把人民當芻狗；如果解放軍跨海發動戰争，以武力拿下自由民主的台灣，為中國民族大義祭旗，豈只是北京的蠻横，更與和平為敵。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