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光復中學校慶活動，有班級以納粹為變裝主題，大剌剌地將納粹卍字符號拿來展示，還用心地製作虎式坦克。2017年的高雄中學學生議員候選人政見則出現要建立「雄中納粹帝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皇民化」的口號。
姑且不論學生是否以惡搞為樂趣製作從事這些活動，但普遍的輿論觀點都是一面倒的反對，咸認為是歷史教育的失敗，缺乏對人權價值的認知與同理心。而總統府在光復中學事件之後，也發表聲明，認為是轉型正義的教育刻不容緩，請要求校方嚴加檢討、了解並強化相關教育。由此來看，似乎是轉型正義教育是當務之急，然而，如果將「轉型正義、教育」字樣鍵入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來搜尋，會發現所得資料是「0」。
這就是弔詭之處。單以轉型正義搜尋，能得到25篇論文，而絕大部分是屬於政治、法律、各國社會文化領域，完全沒有屬於教育領域的討論，也就是說，連學術領域都沒能重視這一塊，更遑論高中、國中小教育端要能知道如何進行所謂的「轉型正義的教育」。
當然，我們不可能在課表內放入所謂的轉型正義教育，再編本教科書來教學生，然而，如何將轉型正義適當的融合現有的語文、社會領域，不能只是以含混的人權教育一筆帶過，而要檢討，為何目前的社會領域教育無法讓學生有「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同理心。而筆者認為，以選擇題為題型的標準化考試可說是元兇之一。
以選擇題為考試方式，其公平性與客觀性自然不容置疑，然而，它也讓學生的思維限於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而忽略了許多可能性。這可以用最近網路流行的一則短片來舉例：一位老師問學生：樹上有十隻鳥，開槍打死一隻，請問還剩幾隻？結果學生的反問五花八門：有沒有無聲的槍？槍聲有多響？打鳥不犯法嗎？確定鳥真的死了嗎？鳥有沒有耳聾的？搞得老師幾乎崩潰。然而，如果現實生活的學生真的有這種反思能力的話，這位老師反而要慶幸有這種學生，他們的反應正說明了一個問題延伸的無限可能。但我們的教育正是要打壓這種無厘頭的天馬行空，讓所有人往一個方向思考。
一個任教歷史的老師就感嘆，在她的歷史課講到甘地，大家都很有興趣，老師教學也很吸引學生，她覺得這一節歷史課只要做到學生認識甘地這個人，他作過的事，他所代表的精神，引起學生動機，讓他們想要進一步去找有關他的資料，這樣就足夠了。
可是呢，考試出的題目是：甘地哪一年出？他提出的主張有哪些？「拜託！」她說。這些資料網路上隨便找都找的到，為何還要背誦？這樣一考，她那些教學其實都是白費，因為考試不會出。
現在老師不再是學生單一的知識提供者。學生可以上網，上補習班，課外閱讀，他所學到的東西比老師所能提供的更多。老師的角色應該是引導學生，開拓學生的視野，引發他的興趣，讓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可是在考試引導教學的大前提下，這些只能流於空談，因為成績不好，學生挫折，老師挫折，家長挫折，沒人開心。所以要避免人人傷心，只好迎合考試方向，才能皆大歡喜。
如果要繼續沿用標準化測驗，是否要考量更多的彈性，更多元的題型？問答題、申論題，那些曾經存在而目前已消失的題型，是否應該再度回歸？如果要繼續沿用考試領導教學的方針，好好的重新思考、設計考試，是否才是該走的方向？
＊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