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衝擊，使南韓擁有豐富防疫經驗。2015年MERS重創南韓，感染186人、奪去36條人命，當局遭批評初期警覺性不夠、資訊不透明。政府汲取慘敗教訓，近年修改傳染病相關法律，允許政府獲取人民隱私信息，例如信用卡消費記錄、手機GPS定位、監視器畫面，以便追蹤感染者的接觸鏈、滿足民眾「疫情知情權」。
南韓是非現金交易比例最高的國家，也是手機信號、監視器分布最沒有死角的國家之一；2014年，南韓城市擁有超過800萬部監視器，即每6.3人就有一台監視器。這三種技術的結合意味著，當局可以找出與感染者密切接觸的所有人，詳細公布感染者的行蹤，敦促到過這些地方的民眾加強自我健康管理。
初期反應速度極快、密切關注中國
去年12月31日，中國武漢市向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出現「不知名肺炎」，3天後南韓疾病管理本部（KCDC）即設立緊急應變小組。1月8日，京畿道通報首宗疑似病例，敲響防疫警鐘，加緊排查2週內具武漢旅行史的3千多名人士。1月20日出現首宗由中國入境的確診案例，政府將疫情預警由「關心」提高到「注意」。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南韓派遣專家小組前往湖北研究疫情；同時公部門開始與私人企業合作，設立大規模篩檢體系，於2月初投入防疫工作。與應對MERS時不同，這次南韓政府賦予KCDC更多應對流行病的權限，並及早在各大醫院部署負壓隔離病床與檢測病毒設備。
在出現首例確診病例後的一個月內，每日新增確診皆低於4例，2月12日至2月15日之間保持新增零例，總統文在寅預測疫情將「很快消失」。可惜他話說得太早，2月19日南韓一下子增加20個案例，大邱新天地耶穌教會61歲確診女子，病發還與1千多人接觸，引發大型群聚感染，疫情急轉直下。
關鍵性的政策轉彎：大邱市「最大程度封鎖」，增加醫療容量、分級收治
大邱佔南韓病例近75％，地方政府一開始主張不論輕、重症一律送進負壓隔離病房，但大量患者瞬間湧入，導致一連串嚴峻後果：醫院不堪重負，醫護人員也染疫；更多患者延誤治療，或在等待病床過程中絕望死去；輕症患者被要求待在家隔離，衍伸出一系列家庭群聚感染。
2月25日，南韓中央政府決定對大邱和慶尚北道地區採取「最大程度封鎖」措施，引發強烈反彈，文在寅出面滅火，表示南韓絕不會仿效武漢封城，「最大程度封鎖」旨在全面遏制病毒傳播，措施包括動員軍警抗疫、追蹤和採檢疑似案例、取消大型集會、分配醫療和財政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