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海道曾經被視為抗擊疫情的成功典範,這個地區努力遏制、追蹤和隔離病毒,使感染人數大幅下降。但北海道再次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卻是因為應對第二波感染時的掙扎。
2月下旬,北海道成為日本第一個因新冠疫情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地區。
學校關閉,大型集會取消,人們被「鼓勵」待在家裡。當地政府決心積極抗疫,激進地追蹤和隔離與受害者有過接觸的人。
這項政策起了作用,到3月中旬,新病例的數量已經下降到每天一兩個。3月19日,解除緊急狀態,4月初,學校重新開學。
然而,緊急狀態解除僅26天後,又不得不重新實施。
日本政府將東京、大阪和其他5個縣置於緊急狀態時,北海道一度沒有跟進,而是獨立行事。但在幾天后包括北海道在內日本全國都進入了緊急狀態。
一個幾乎要成功的故事
4月中旬的第一周,北海道錄得135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與2月份首次爆發不同,沒有證據表明這輪感染從日本境外輸入的。
新確診病例中沒有一個外國人,也沒有任何一個感染者在過去一個月內到過日本以外的地方。
這說明了什麼?北海道到底是如何應對疫情爆發的?
首先,如果能真正做到早發現早處理,就能控制住疫情。
「相對來說,處理集群、接觸追蹤與隔離是比較容易的。」倫敦國王學院教授澀谷健司(Kenji Shibuya)表示。
「政府在集群控制方面相當成功。當時,日本在疫情爆發的早期階段,疫情是局部性的,這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在這方面,北海道與韓國大邱市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在大邱,從一個邪教組織開始爆發的大規模疫情,被積極追蹤。感染者被隔離,疫情得到遏制。
但是,北海道的第二個經驗不那麼令人安心。
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政府開展大規模檢測計劃,試圖追蹤疫情。日本的做法恰恰相反。
即使是在日本記錄到第一例病例三個多月後的今天,仍然只對極少部分人口進行了檢測。
最初,政府說這是因為大規模的檢測是「浪費資源」。現在,它不得不改變調子,表示將加大測試力度——但有幾個原因似乎拖了政府的後腿。
首先,日本衛生部門擔心醫院會因為檢測陽性但只有輕症的患者而過載。而在更大範圍內,檢測工作是由地方衛生中心負責,而不是由國家政府負責。
其中一些地方中心根本不具備大規模檢測的人員或設備。當地的熱線電話已經不堪重負,甚至找醫生轉診都很困難。
澀谷教授表示,這些原因綜合起來,意味著日本當局對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情況並不清楚。
「我們正處於疫情爆發的中間階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