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農業發端，貨物與工具的遠距移動就一直是人類文明的特質。地中海貿易是雅典人、古迦太基人和羅馬發展的核心。穆罕默德是貿易商，而穆斯林世界的貿易路線，以及通往亞洲的絲路，維繫了西方整個中世紀的文明之光。
大量移民也是早期歷史的特質。許多大帝國建立，後來又被從北亞向南、向西、向東湧入的游牧部族所摧毀。日耳曼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其他族群，通常以暴力入侵已經建立的文明，以尋找、征服、最終安頓在更肥沃、開化程度更高的土地，直到下一波游牧民族的攻擊來襲。
十五世紀時，歐洲遠洋海權的興起，為這個時期畫下句點。在此之前，地球上大部分土地都為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所占居。歐洲人探索海路與陸路，通往大半個世界，在他們視為弱勢或「次等」文明的地區殖民。隨著巡航技術進步，安定的母國之間在貿易、殖民地的掠奪也跟著擴展。貿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
在十六與十七世紀期間，結合殖民主義與貿易的主要哲學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者相信，統治者應該設法把貨物銷售至海外，同時進口愈少愈好，這樣才能累積資本，最好是累積強勢通貨。為了刺激財富累積，重商主義者支持由國家控制經濟，包括對出口品補助、對進口品徵稅。有些重商主義者，如《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就主張無限制移入移民，希望移民能與本地勞工競爭，壓低工資。同理，他們對移出移民戒慎小心，因為這會減少全國勞動力的規模，從而減損生產出口品的產能。
重商主義反映了當時統治階層的利益。重商政策加重一般人的負擔，但是為國家累聚積蓄，供統治者運用，建立軍事優勢，維持公共秩序。在那些統治者眼中，人口是可以剝削的資源，而不是他們應該為之服務的公民。
在十九世紀期間，許多我們在前述章節討論過的激進派思想家，發展出貿易的新理論。邊沁、亞當．斯密和休謨把經濟分析的焦點從君主累積財富的利益，轉移到庶民享受繁榮的渴望。他們相信，各種經濟自由（跨國界交易、借貸、土地和其他資金的新用途和出售等等）是一國經濟能帶給其國民的總福利達致最大化的關鍵要件。由於著眼於市場利益，他們擁護自由的國際貿易，反對獨占與國家對國內市場強加的限制，如價格控制。當時的激進市場是跨越國界的市場。
在移民還不重要之時
雖然早期激進派人士熱情地擁護自由貿易，他們對於移民的論述卻甚少。這點或許看似奇怪：自由移民與自由貿易的邏輯源出一理，也就是經濟開放的延伸，能為幾乎所有人帶來財富。順道一提，這些思想家當中也有部分人提到，不只是貨物，他們支持人民的自由移動。例如，亞當．斯密與李嘉圖都曾主張勞工可以從鄉村自由移動到城市，也可以自由轉換行業，並順理成章地論及，跨國界的移動也適用於同樣的道理。他們也強調思想自由流通的重要。不過，在他們的思想裡，自由貿易一面倒地壓過自由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