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有不少人都提出就新冠疫情損失向中國索賠，這究竟是出於怎樣的動機？這種追償，會對西方與中國的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德國之聲就此專訪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教授。
德國之聲：美國已經有部分州政府向中國索賠，德國《畫報》總編甚至開出要求中方賠償德國1000多億歐元損失的帳單。您怎麼看待這些訴求？合理嗎？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我認為，這種索賠訴求史無前例。我查了一下，歷史上似乎還從來沒有過因為疫情而向一個國家追償的先例。我認為，除非中國政府故意向他國散播病毒、或者在甘願冒自身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有意讓病毒向他國蔓延，否則沒法真正向中國索賠。沒有任何國際法就這種情況下的索賠有過具體規定，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個人估計，這種賠償訴求也是不合理的。提出索賠的人，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非真的在法理層面上有什麼勝算。
德國之聲：有國際法專家認為，索賠成功與否，關鍵是證明本國的疫情與中國當局的疏失有因果關係。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余凱思：我同意這些國際法專家的觀點。也就是說，不管是故意還是無意，必須要能證明中國的行為確實極大威脅到其他國家。我認為，這種主張是無法成立的。我與醫生等專業人士談論過這些問題，我們觀察德國或其他歐美國家疫情就能發現，包括歐洲在內的全世界在初期都低估了病毒的傳染能力與傳播速度。新冠病毒的傳染力比SARS等其他冠狀病毒強得多，不管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大家起初都低估了這一點。所以我認為，我們無法從「中國沒有恰當、及早地對疫情做出響應」直接推論出「中國的行為有罪」。但是我也要指出，在疫情最早期，中國懲誡散布消息的醫生、試圖向本國民眾（而非主要向外國）隱瞞疫情的真實規模，這樣的行為確實讓中國處於一個相當不利的地位。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尚不足以真正讓中國被指控有罪，但是這樣的行為也確實很不好。
德國之聲：不少人認為，如果中國能早兩個星期採取更堅決的防控措施，比如不准民眾出國，新冠病毒也許就不會傳播到國外。換言之，要是中國早點行動，西方國家就算低估新冠病毒也不會有事。從西方視角出發，這種觀點並非沒有道理，不是嗎？
余凱思：中國要是在早期採取堅決措施，也許全世界就不用面對這一切。但是這不可行也不現實。我與不少專家談論過類似問題。在一個新發現傳染病剛剛出現時，我們無法意識到它會成為全球流行的大瘟疫，醫生們在12月時也許只是注意到出現了幾例特殊的肺炎病例，然而接下去這種病毒開始在武漢以及全世界迅速傳播。根據我們現在的認知，美國的疫情也許在一月底就開始了，當時，中國認識到此病毒的危險性，也不過才14、15天。當然，即便在中國意識到病毒危險性之時，已經有許多人旅行到世界各地，武漢是國際交通樞紐、工業中心，沒有任何政府敢於貿然封鎖這樣一座城市。即便在美國等其他國家，我們也能看到政府在做出防控決策時的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