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多次輸掉戰爭、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向外國賠款的經歷。現在，來自歐美的追償，是否會觸發中國人的歷史屈辱感？這種作法是否會有危險性？
余凱思：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人會從現在的追償聯想起受帝國主義列強羞辱的經歷。中國民眾會認為，西方現在想要再次羞辱中國、讓中國再次成為賠款政策的受害者。尤其在當前，中國認為西方試圖用不公正手段遏制中國崛起。據我觀察，歐洲、美國都沒有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危險性。這會對中國民眾造成非常可怕的負面影響，不僅僅波及中國政府。我們西方有很多人都認為，懲罰的對象會是習近平或者中共當局。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懲罰措施也會涉及普通中國民眾。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洶湧抬頭，此時再來追償，就會起到不良效果：它不會削弱中國政府，反而會讓中國民眾去支持中國政府，會掀起一股讓中國民眾與中國政府團結起來的浪潮。誰要是以為能夠靠追償與中國政府對話、懲罰中共政權、削弱習近平，他一定是想錯了。這種措施只會適得其反，中國政府不會因此被削弱，反而會增強。所以，追償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可怕手段。
德國之聲：既然追償只會起到反作用，為什麼西方還會有人提出這種想法呢？
余凱思：首先，這是因為此次疫情和中國有關。我並不是說，中國政府與這一切就毫無干係。中國與歐美的關係在過去幾年中急劇惡化，這多少也能歸咎於習近平推行的政策。我認為，習近平本質上也是一個民粹主義政客，比如他搞的民族主義浪潮，或者是歌頌紅色文化、紅色旅遊等等，遊客們前往中共革命紀念地，穿著當年的服裝，向前揮舞拳頭。中國政府在這些年變得更尚武、更民族主義、更肆無忌憚，然後就激起（外國的）反感。
西方有人提出賠償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在歐美，許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疏失推責到中國的頭上。在新冠疫情發生前，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上去運轉得很不錯。但是，這場疫情以及近年來的其他危機都揭露出，西方體制也同樣存在著不足與錯置。在這個背景下，西方的民粹主義者或者右翼人士就非常樂於見到能有機會把錯誤推責到中國頭上，把中國當作這一切的替罪羊。就像19世紀以來的多次危機一樣，人們總是想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將別國當作代罪羔羊。這是十分危險的作法。
德國之聲：近年來不斷提及的「中國與西方正開展體制競賽」，這種論調對當前的追償訴求起到多大的推動作用？
余凱思：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1989年後，西方民主國家一度認為自己的體制具備優越性，歷史終結論、民主勝利論、西方自由市場優越論一時甚囂塵上。而中國此後的發展走勢，卻令這些論調受到質疑。現在必須承認，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時，取得比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好得多的成績，10多億人口的國家，其病死人數、感染人數的比例要比絕大多數國家小得多。新冠危機演變成一起象徵性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民主社會的自身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來自中國的深刻挑戰。中國體制當然有弱點，但是也有其長處。一切並沒有像我們在1989年後所想的那樣：民主體制天然具備優越性。中國體制確實成為西方體制之外的又一選項，中國正在打造與民主體制對立的模式。中國體制已經取得成就，還為中國贏得權力、爭得影響力，所以我認為，這場體制競賽正在激化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矛盾，某種程度上甚至有極端化的趨勢。
德國之聲：所以您認為，當前針對中國的追償，其實是中國與西方矛盾激化的一種表現形式？
余凱思：毫無疑問，這就是矛盾激化的體現，表明外交努力已經被放棄，人們放棄合作，選擇對立。在全球陷入瘟疫的時刻，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卻不合作，反而背道而馳。即便在當年冷戰時期，面對傳染病疫情，東西方之間也尚能展開合作，共同推動科研。現在，我們能看到這一切都極端化到了怎樣的一種程度：危機時刻大家不合作，反而互相推卸責任，還出現了追償。等到矛盾進一步升級時，軍事衝突都無法被排除。歷史總是這樣：外交手段失效時，就會出現經濟索賠，最終必然會出現戰爭。
德國之聲：聽起來非常悲觀，難道您看不到任何擺脫這種矛盾不斷螺旋升級、這種歷史宿命論的出路嗎？
余凱思：真的很難看到出路。我想說，中國也在為這種矛盾螺旋升級推波助瀾。要想找到一條出路，我們就必須要有全新的政治格局，這不僅僅是指西方，也包含東方。可是，不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陣營，如今都是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當道，他們執掌大權、煽動民眾。在這種政治勢力主導下，我看不到擺脫矛盾螺旋升級的出路。西方與中國，都需要有更強大的支持合作、反對對抗的政治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