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國家對外貨幣價格的訂定，與各該國家經濟發展成長階段，乃至對外經濟互動關係策略抉擇，直接有關：一個落後經濟國家社會，且又以出口創匯做為國家持續成長發展動能來源者，通常會傾向於採取「廉價匯率政策」，類似以出口天然稟賦產物或輕型工業產品為主的國家，或者倚賴廉價勞動力加工製造輕型傳統產業產品出口創匯國家，也都會傾向堅持「廉價匯率政策」來保障出口產業部門的存活與永續，就像過往的臺灣致力拓展國際貿易階段的情形一樣。
越「高價匯率政策」的越先進國家
這一類型國家，由於所出口的產品率多屬於經濟學上「需求彈性高」的產品，也就是祇要價格一變動，就會造成這一類消費產品銷售量的極大變動，匯率持續不斷向下調低的「廉價匯率政策」，當然可以大大有助於出口拓展與銷售；但是，相對的，工業化比較先進，產業產品比較高級的出口依賴型國家，其對外出口創匯的是，「需求彈性越低」的耐久性產品，譬如工作母機、汽車、電腦資訊器材、智慧型儀表製品、專業專技產品等，則「廉價匯率政策」幾乎完全不可能奏效，甚至於反而製造出沒有必要的「不賺白不賺」之市場行銷落失。
因此，我們可以輕易在國際市場上，看到諸多有意思的實證先例：在落後經濟的出口導向國家，當其匯率向下貶時，該國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必然向上升起；相對的，在先進經濟的出口導向國家，當其匯率向下貶時，該國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卻反而必然會朝下一路挫減，因為這代表該國出口部門產業收入必然會降低！
其三是，「高低匯率政策」之採取，與各該國家政府對「國民福祉增益或減損」政策抉擇的施政治國理念，大有直接關聯。
廉價「輸出國民福祉」的廉價國家
參酌既往五個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史，所有升級進步臻至繁榮富庶先進福祉國家，幾皆繫於總體政策工具之得當運用；以此對照檢視近三十年來，臺灣經濟社會所以原地踏步不前的癥結，應該全然歸咎於總體經濟政策失當肇致的框束與侷限，也就是說，長期過高的經濟稅負總量、絕對剛性僵直不化又落伍的超級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以及長期錯誤的「廉價新台幣政策」，三者交揉共振之結果。其中，更以超低匯率對外經濟策略，傷害與束縛臺灣經濟發展基礎結構無以轉化尤深。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的四個多世紀時間的全球現代經濟發展，國家貨幣高低政策的取決，與各該國家理政治國意識形態及其治國施政策略，大有直接關聯：其凡以「輸入國民福祉」為願景職志的國家，五百年來都堅定採取高價匯率國家，以發行少少鈔券，就能買入多多的外國資源、人才與疆界市場，其運作結果，當然都能維繫作為發展先進的國家社會；而其凡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以換取高值外匯或對外國際購買力的國家，典型像臺灣一樣，則皆相對貧窮落後或者祇能夠停駐在頂多是「開發中國家」階段，陳陳相因結果，祇好侷限慣性的低匯率政策，持續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方式，換取可依存的有限外匯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