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可以全面扼殺臺灣經濟未來發展生機的「剛性七休一制」，在林全院長髮夾彎推遲的同時，又信誓旦旦說十月一日必定上路。倘然如此，則「剛性七休一制」實施日，勢必也就會是臺灣經濟社會蒙難日的開始。
縮減勞動供給並禁絕彈性調配
原定2016年8月1日實施的勞工強制「七休一」政策，引發產業經濟大反彈，行政院林全院長2016年7月30日晚間緊急拍板，延至2016年10月1日上路。勞動部將針對取消「例假可挪移」函釋，但仍剛性規範每七天必須休一天的法律文字，在兩個月內訂定裁量基準，以確保勞工權益。針對旅遊業、媒體與大眾運輸業等公用事業及民生經濟關聯服務業，在「七休一」僵直剛性的休假規制，不合自由開放市場的彈性需求，勞動部訂定裁量基準時應加評估，給予特殊考量。
「剛性七休一制」是化約了過去五、六年間臺灣社會民粹對勞雇關係摩擦爭執事項的局部，主要化約了兩大關鍵經濟要素：一是單向思維地「縮減工時」：透過加多拉長勞工休假時間，包括「二例」、「一例一休」、「還我七天國定假日」，以及「貫徹每週工時從48小時減少為40小時」等，來持續擠縮「工時」（working hours），亦即全面減少國家社會的整體「勞動供給數量」（squeezing the national labour supply）；另一則是「全面僵固禁絕彈性工時制」：透過「七休一」（不得連續六天以上工作之剛性限制），讓勞動力供給，不得有超過六天以上時間幅度的任何方式彈性調節配置。
「體力工」與「非體力工」分治
「縮減工時」是今天蔡政府林內閣勞動部強制推動「剛性七休一制」的核心事項，看似為了「弱勢者」謀取最大「小確幸」，但實質上，卻已為整個臺灣經濟社會的前瞻性未來及國家發展成長願景，設下了莫大障礙與陷阱。
「縮減工時」的主張與作為方式，最早是源自於1965年絕大多數歐洲社會轉進「福利國家」(the Welfare States)社會主義民主政經體制，所採取的經濟治國勞動市場管理政策措施，以限縮勞動工時及設定最低工資方式，以維繫過剩勞動人口的就業機會，與維生所得的起碼水準，這對當時已然富裕但製造業產業並不繁盛的大多數歐洲國家而言，的確算是應時適地的治國方略。
但是，「工時」所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勞動市場中的「勞動供給數量」的基本樣態，總勞動工時的長短，所應該映現的正是各該國家勞動供給的豐蹇餘絀；而「工資」則代表的是勞動市場中的「勞動供需交易價格水準」，其工資給付型態，更會大大改變一國勞動市場的交易條件與方式。這樣子的工時、工資規制，在1995年歐洲國家全面放棄「福利國家」政經體制之後，開始作了大幅度鬆綁與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