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有一項幾乎獨一無二的優勢可以避免經濟全面失控:美元歷久不衰的儲備地位。如今已幾乎無人阻止繼續借債,公債占美國GDP的比例可能很快就會超過二戰時112%的最高紀錄。國會很快地批准了2兆美元的刺激計畫,聯準會也多借了1.5兆美元,完全抵消了它從2018年初到2019年7月一路以來試圖穩定經濟的溫和努力;它甚至一反幾十年來的常態,開始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務。
這些措施未來都可能會對美元形成長期的替代壓力,但目前為止美元依然是安全的避風港,已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短期飆升。至於歐洲應對危機的方法,某種意義上則比美國更好,它用薪資補貼來防止失業潮;但許多跡象也已顯示,疫情加劇了歐盟成員國在財政政策上的分歧。
大宗商品波動恐摧毀仰賴原物料國家
目前最需要關注的市場訊號,就是那些可能被放大或者會產生其他複雜影響的部分,這些訊號大半都以某種方式存在新興市場之中。其中之一就是人們早就提到的大宗商品,大宗商品關閉部份生產線的成本極高,所以生產商在撤出市場之前往往會接受大規模損失(沙烏地阿拉伯出乎意料不減產的決定不在此類,而且該決定帶有政治色彩)。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可能會摧毀奈及利亞、安哥拉、印尼、伊拉克、阿爾及利亞這些仰賴原物料的國家。
大宗商品的主要問題不是會對經濟造成哪些直接影響,而是消費者與企業需求目前會如何改變。外圍經濟體獲取外匯的兩種主要方式,就是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資;而在土耳其、阿根廷(目前已經面臨危機)、南非(最近信用被降級)、智利、墨西哥等許多國家,美元計價的債務與該國外匯儲備的比率都已很高;目前的全球貿易環境更是加速外資「緊急煞車」(sudden stop),讓人擔心這些國家的財務穩健性。不過台灣的外匯存底淨額目前依然為正值。
這次各國貨幣就像19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一樣分成了好幾級,而且分級方式未必完全反映各國的經濟狀況。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人們就認為被影響的國家應該提高利率防止資本外流,而非像核心國家那樣降低利率。因為那些比較周圍的國家,比核心國家更容易因為投資者一窩蜂的行動而受傷。
有一種方法專門用來應付這種狀況:流動性換匯(liquidity swap)。美國聯準會已經跟巴西、南韓、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建立了這種協議,讓外國央行以該國的貨幣為抵押借入美元,貸給該國的銀行,讓該國用美元貸款時有美元可以使用。這不是為了紓困,而是為了防止美元匯率過高,因此顯然會根據各國經濟規模、各國與美國經濟的相關性以及對各國金融體系的整體信心,來挑選換匯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