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發展至今，已演變為聲討加害者的論調。關於網路到底能不能公審疑似加害者，我們沒有定論。媒觀同仁J認為，在這個例子上，她難以忍受類似的加害者繼續存在，尤其這件事能以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很低，雖然她不認同媒體在沒有查證的情況下報導，但對於目前的網路公審，她反而不會想去撻伐，因為社會輿論的反對聲浪越大，才更能讓目前的潛在加害者能警惕或停止這樣的行為，也讓被害者知道自己並非孤立無援，能夠勇敢制止或是尋求外界協助，當其他同仁問，如果加害者不是他呢？J認為如果狼師不是該補教業者，那他更應該盡快現身說明。另一名同仁C則認為，在雞排妹的例子上，新聞媒體的確違反了新聞專業與新聞道德，但不能因為媒體過去有過錯誤的經驗，就能再繼續犯錯。
媒體的角色是傳遞訊息，是在紛亂的事件中安定人心的角色，當性侵案件發生時，我們該怎麼面對？台灣社會該如何進行性教育？要如何防止性侵事件繼續發生，有許許多多可以探討的事情。然而，我們還是只看到媒體在作家身上貼的標籤，無論是她生前或是死後，被新聞媒體冠上的各種頭銜名號，至於她死後在社會上反彈起的巨大漣漪與恐慌。
在作家的例子中，未來也許我們也不會有結論，部分的我們在心裡暗自為鄉民正義及媒體公審暗自叫好，希望將加害者繩之以法。但理智上，我們明白是不能這麼做的，新聞媒體的責任是兩面並呈，而非只是起底，甚至是踰越了道德與法律的界線。
我們真正希望的是，不要再有下一個房思琪。
＊本文作者任職於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