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近代史，從民族情感而言固然是一部悲情史，但這種悲情的來源，應該首先是俄國、其次是日本，輪不到美國。相比於所有其他列強，美國對中國不僅在國家關係上最親善、從國家利益上對中國援手最多、幫助最大，文化上、價值觀上也走得最近、交流與融合最多。這註定了中美兩大國不僅在國家關係上，而且在文化上、價值觀上也深具親善的基礎。這種親善本來應該一直綿延不絕，一度的中斷僅僅因為二戰後國際格局的劇變，僅僅被外力所中斷，而不是主要由於中華文明自身的原因。即，二戰後中美走向對立包括文化和價值觀上走向對立，主要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導致的，不能主要歸為中華文明的原罪。事實上，其間的中華文明已淪為被暴力綁架的人質，遭遇各種慘無人道的碾壓、摧殘，本身就是受害者。中美對立尤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對立，不主要歸咎於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反而主要歸咎於被綁架的人質，主要歸咎于受害者，這有任何客觀、公道可言麼？
不必諱言，我是親美的、親西方的，這是我從來沒有改變過的立場，以後也不會。但同時，我也深愛自己的祖國，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更多溫情的理解，完全不能接受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而遷怒于自己的祖國、遷怒於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進而，為了證明美國文化、西方文明之為天使，而必須把中華文明塑造成撒旦，人為地製造中美在文明上的對立與仇恨。撒旦在今天是有的，但決不是中華文明，而應該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中華文明是敵人、是撒旦甚至「最邪惡」（余杰語），請問置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於何地？難道不是為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洗地麼？
在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抱有溫情的理解的同時，我從不否認中華文明自身的痼疾。正因為這種痼疾，所以我才堅決地主張中華文明的現代性轉化，堅決主張以美為師的現代性轉化。這種轉化之所以難，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都主要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政治和意識形態障礙一經消除，這種轉化就會馬上走上快車道。這已經為曾經同為儒教文明的戰後日本、韓國和臺灣所印證。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他們無疑主要是西方的尤其美國的，但在文化上，他們仍然主要是自己的、傳統的。但不是一成不變的自己或傳統，而是融入了現代性元素的已經反覆運算的自己或傳統。日本、韓國和臺灣的今天，為什麼不能是中華文明的明天？
為什麼中華文明邪惡說可惡？因為它完全否認了中華文明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最大分別，即它在千年歷史上充分呈現的、以及在今天日本韓國和臺灣所充分呈現的開放性、包容性及自我更新的能力。中華文明決非單一基因，而是經過千年歷史融匯貫通了多時空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結晶。這跟毫無開放性和包容性可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不可同日而語，怎麼可以斷言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中華文明最邪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