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期，美方曾打算戰後在東亞跟中國全面合作，全面幫助中國，一如後來在歐洲全面幫助西德。這打算如果實現，就沒有今天所謂中西文明衝突了。這所謂文明衝突其實是假像，本質是意識形態衝突和體制衝突。本來中華文明與普世價值是可以相通的，中華文明是可以實現現代性轉化的。在辛亥後一百年中，最大的機會、最大的希望就是二戰帶來的，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帶來的。學者張彭春參與世界人權宣言，得以把儒家文化與普世價值相銜接，這不是偶然的，是以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為背景的。《歷史的先聲》所收的中共領導人和中共黨報系統的親美、親西方、親民主的言論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以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為背景的。
換言之，二戰尤其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給中華文明轉型帶來的最大機會、最大希望，在於其為中華文明輸入了普世價值。固然在此之前，普世價值在中國亦有傳揚，但從來沒有像二戰中那樣理直氣壯、天經地義、長驅直入、不可阻擋地傳揚，以致于竟成主流，尤其深刻影響了中國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整個中間階層，以致于連中共黨報都要附庸風雅，一度把普世價值當時尚，成了傳揚普世價值的平臺。用中國新左派的話來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規模的不折不扣的「文化侵略」；用我們自己的話則不妨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規模、時間也最持久的一次普世價值的啟蒙。
這不奇怪，這是由二戰中的中美合作的特質所註定的。跟僅僅基於利益需要、僅僅屬於彼此利用的美蘇合作不同，中美合作既基於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基於文化、基於價值觀，中美同時也屬於文化同盟、價值觀同盟。而在這個同盟中，由於美國全方位的強勢，美方無疑居於主導者、引領者地位，中方的態度，基本是服氣的、認同的。偶有中美高層之間，基於權力博弈、利益分配上的衝突，但中美文化上、價值觀上的對話、交流與融合是主流。
這一切，本來有希望徹底改寫中國歷史。輸入普世價值基因、徹底提升中華文明，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性轉化，本來已經啟程。誰知道時運突然在這裡拐了個彎。因為蘇聯出兵東北，導致世界格局驟變，國民政府最終失去了大陸，二戰後期美方擬議的更高層次的中美合作尤其中美文化、中美價值觀更高層次的合作，至此徹底失去了體制條件。中華文明轉型近代史上最大的機會、最大的希望，至此徹底葬送。
但即便如此，二戰中的中美合作在文化上、價值觀上的影響仍然極其深遠。這種深遠影響，成了毛時代執政當局在文化上、價值觀上最大的恐懼。以致於奪取全國政權未久，毛即利用朝鮮戰爭的機會，迫不及待地在中國尤其在中國知識界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美運動，主題即為清除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知識階層的「恐美」「崇美」心理，其實主要就是清除二戰中中美合作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知識階層的影響。這種努力可以說貫穿了整個毛時代。但這不過是抽刀斷水。改開後，這刀很大程度上抽走了，中美合作，包括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合作，又重新啟航，充分印證了中美兩國尤其中美文化、中美價值觀天然的親緣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