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場突發性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之中，中國所經歷的一切其實也是人類整體的困境。而在這場困境之中，舉國體制與民主形態的各種利弊被不可避免地一一放大，其所暴露的，並不僅僅只是某一國才獨有的優勢或家醜。因此，這種誠實的態度不僅令「索賠」的說法無以成立，反而令人對大疫之下的人類命運產生共情與悲鳴。或許，只有當世界主流在困境之中形成人類共同命運體，直面一切形式的傲慢與疏忽，方能在反思與改良之中重回理性平和的地球常規生活。這也正如方方日記的英德版介紹所引：「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這是人類的一課。我們要征服這種病毒並使自己擺脫束縛的唯一途徑，就是讓人類所有人共同努力。」
如果說張伯禮院士對方方日記的批評代表的是宏大國族敘事對市民文學的質疑，屬於文學史上一個常見的男性主義的誤區，而「敲女」李麗娜對方方避之不及的切割，則凸顯小人物無法立足於當前民族主義大潮的倉皇。而這股大潮之中最常見的，莫過於對方方冠以「漢奸」的攻擊。正如近年來王柯、程映虹、餘凱思（Klaus Mühlhahn）等中外學者所指出，「漢奸」一詞本身立足於種族主義思維，是盛行於清末革命派想像的單一民族國家語言，抹殺了政治、地域、文化共同體等多維度的解讀。因此，其既不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這一事實，也忽略了中國「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當它在眼下這種歷史節點被大肆應用，並與抗疫的高揚勝利感與歷史悲情感成功結合，其爆發出的狂熱力量或許遠遠超過理性所能控制的閥度。
一個典型例子是，德國歷史學家餘凱思反對西方索賠、呼籲中國與西方相互和作對話的文章被中國一些自媒體大幅度刪減、篡改與引入，導致文章下方留下幾百條摩拳擦掌的「戰狼」式宣言。其中以「丟掉幻想、擴充軍備、準備戰鬥」等口號所爆發出的准戰爭前態情緒，恰恰違背了作者于《德國之聲》發表的「奪刀子」的初衷。而近期亦屢屢出現中國高校教師因微博、微信等「不當」言論而遭遇舉報或調查處理的事件。當中外專家學者的文章也連同方方現象紛紛淪落為各利其刃的「刀子」屬性，社會思潮的混亂性可見一斑。這不禁令人追問：這股民族主義大潮究竟向何方？如若它已進一步促成狹隘單一的民族想像，危及正常的言論自由與多元性表達，甚至強烈衝擊著中國與西方在複雜局勢中的對話，這無論如何應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予以關注的問題。客觀說來，中國在「反送中」運動中承受住了香港勇武派帶來的衝擊，採取克制的政策成功地避免了滑入新「冷戰」的局面，但目前的民族主義大潮如若無法刹車，亦有加速雙方脫鉤、致使中國陷入世界「冷戰」新格局的危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