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一下子扯到了喉嚨口。
「她，她怎麼啦？」我顫顫地問。
「她咒你爺爺呢，大清早送來一個花圈。」
我費了半個小時用一個又一個前赴後繼的謊言，終於把我媽安撫了下來。那天我才第一次發覺，我的腦子不是一般的管用，尤其是在救火的時候，每一個細胞都各司其職。不，是超常發揮。
放下電話，我蹲在地上，笑得抽成一團亂線。笑完了，不知怎的，心
裡有點空。
我從阿姨的眼皮底下偷走了兩天半的時間。準確地說，是三天，但其中有半天是在為她幹活，不計在內。這三天裡我不敢出門，肚子餓了就叫外賣，不敢接手機，也不敢留下任何可追尋的電子蹤跡。那兩個晚上我都和王匡原混在一起，兩人躲在我的小房間裡滾床單，滾累了就趴在床上翻來覆去看《泰坦尼克號》的影碟，直到我們幾乎可以背得下甲板上那個橋段裡的每一句對白。
最後一個晚上王匡原走的時候，神情有點古怪。到了電梯門口，又停下，轉過身來看著我，欲言又止。在被我踢了一腳之後，他才開口。
「小玉，假如傑克沒淹死，你覺得他和露絲，有戲嗎？」他問我，眼睛卻沒有看我。
「你到底想說什麼？」我說。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他依舊沒有抬頭看我。
「那得看露絲是什麼年紀。露絲要是十八歲，多半有戲。露絲要是四十歲，那就難說，因為露絲已經沒有機會，翻身。」
我看著王匡原走進電梯，腦後有一撮被床單揉亂的頭髮，隨著他身體的動作一蹶一蹶的，像兔子的尾巴。
早上我起床洗臉的時候，發現了這三天休整帶來的驚人後果：鏡子裡的我面色水靈，唇紅齒白。我用略微深色的粉底蓋住了臉頰上的桃紅，又用手指潤著眉筆在眼睛之下抹出兩個黑眼袋，才背著包包出了門。
那天我在公司的表現可圈可點，接受哀悼時神情憔悴麻木，是少一分不及，多一分太過的恰到好處。我甚至懷疑我當年是否填錯了高考志願，假如我填的是中戲或者北影，我說不定已經在某個電影節的紅地毯上亮過相了。
我去了阿姨的辦公室，對那個被我媽忿忿地燒成灰燼的花圈表示了最誠摯的謝意，並不失時機地告訴她：即使是在治喪期間的一片混亂中，我也沒有忘記她布置給我的任務，我把文案趕出來了，在碎片一樣的時間裡見縫插針。
當我把那六頁紙的文案呈現給她時，我發覺她的眼睛裡浮起一絲茫然的神情，彷彿在努力搜尋一件久已忘卻的舊事。
「哦，那個事啊，不急，放這兒吧，我有空再看。」她揮揮手，示意我把文案放到桌角一個金屬文件架上。
那一刻我的舌尖聚集起三千九百句對她母親的親切問候語。它們找不到出口，就在我的腦門上鼓出一個赤紅的包。
我最終無言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這才幡然醒悟：我浪費了一個如此天衣無縫的謊言。我本該把它留著用在將來某個更加急迫的場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