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英國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我不過一歲。今年我二十四歲，孰料不及《中英聯合聲明》中說好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半，當初鄧小平說好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等承諾便已宣告終結。筆者撰寫本文時，國安法上路甚至不到一天，已陸陸續續看見港人因攜帶象徵香港獨立符號的物件而被捕，其中還包含一名攜帶中華民國國旗的港人；另一方面，「言論自由」和「高度自治」這些使香港有具自己獨特投資優勢的條件，在黃之鋒、羅冠聰等人退出香港眾志，以及該黨宣布解散的同時似乎也走到了終點。
一整年下來，全世界都看見中國政府的獨裁是如何讓一座亞洲數一數二繁華蓬勃的城市殞落；讓青澀的學生必須離開淪為戰場的校園，戴上防毒面具和頭盔上街捍衛自由的空氣，還讓大家一向認為視金錢為首務的香港人願意用「攬炒」的方式守護自己的家園。而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之所以能繼續保有民主的生活方式而非向威權靠攏，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太多太多的人都看見了香港手足們的苦難，也聽見了他們對我們的呼喊。
在國安法壓境的當下，首要之務必然是監督並確保我們的政府能夠提供來台尋求庇護的港人必要協助。但台灣如何承載著香港人的反抗精神在未來繼續負重前行、牽起更多志同道合的國際盟友共同抵禦中國的侵略，便成為了我們任重而道遠的課題。
＊作者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國際安全研究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