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往北市某郵局辦理公務薪匯事宜，就在抽號碼牌後的等待過程，前幾號候辦市民中，有位只會聽講臺語；似乎要辦比較複雜定活存業務的阿嬤。因為郵局承辦業務是一位不會講臺灣話的年輕菜鳥，所以服務台志工就連忙挨上去幫忙。於是公僕在受理臺窗內、公民和「翻譯」在窗外；吱吱喳喳的不同語言互動無厘頭情形，讓我噗哧笑了出來。心想，像這種服務情況，若發生在發放振興三倍券時候，一定相當精采。
這旁人看起來沒什麼場景，對也從事公務，也常碰過完全不會說臺語同事的我感觸特別深。怎麼母語教育重新扎根將近二十年了，怎麼沒官員想到從「最大固有族群自然語言」(國家語言發展法第3條)需求面出發，對一般公務員實施臺語訓練。這種對「國家最主要語言-公務發展」的消極怠惰，綜併另外角度，等到這些不會聽講臺語的耆老逐漸凋零，臺語不再成為現實溝通「唯一選項」時，是否會更加速臺語在社會的日漸凋零？難怪，在國家發展法制訂前的公聽會上，部分學者了提出警恐的「臺語三十年必亡」論。
如同現今歸類「廣義轉型正義」事務一般，以民進黨溫和改革派為主體的執政團隊，對於「臺灣國語言」不敵「中華民國國家語言」現況，也面臨憂心忡忡卻不敢大刀闊斧改革的窘境。這裡面，怕其他主要本土族群—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產生「臺語沙豬」威脅外，更有著「激烈性語言推廣將使原有客原選舉選票大幅流失」的持續執政考量。於是，象徵性入法、象徵性義務教育增加課程，成為妄想復興臺語的雞毛蒜皮；聽天由命的消極應對。
就個人觀察，民進黨自己也深知，最大族群語言無法成為最大宗官方溝通語言所面對立即最大國家危機，當然不在於老阿公老阿嬤溝通問題，而是「普通話」與中國臍帶相通的現況，已成為國家戰略極為不利因素。舉個最淺顯例子，就是語言方便性，長時間讓中國成為產商外移產業或高技術轉移的最快踏板。伸手取柑這麼容易了，怎會考慮「潛在敵對」這種哲學性因素，捨遠跑到東南亞國家，來個南進策略的響應？
說真的，比起現有法定教育授課時數、法定媒體推廣層面來復興臺語的雞肋主軸，強制提升官方使用的頻率，是更加能立竿見影的最低成本作法。這方面，尤以濁水溪以北的中、北臺灣公務機關更需如此。試想，若低調地明訂高考、普考、特考或國營事業徵員考試等實務訓練考評中，需要臺語簡易聽寫門檻，那會帶動多少語言推廣實質性的成果？至於可預見的「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小反彈，除了可擎上述國家發展法大旗外，頂多冠個行政中立及公務員服務法就可輕易擺平。當然，若實施效果不錯，更可以推動到全部公務員階層。10小時公務訓練時數、考績評比優先...等現存做法都是可滲和臺語教學的立即標的物。
最後想說的是，若向來以短程「遠中抗共」，長程建國獨立為黨綱的民進黨政府連這公務體系的小小官方語言推動都不願意做，那真讓數百萬起跳，自認為現今中華民國=臺灣國的深綠選民認清：原來民進黨執政政府已經為政權安定性，墮落到已放棄國家自主性的崇高理想。
＊作者為基層公務員，曾任機關刊物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