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認為民主和平論需要更進一步的修正，主要是從諸多歷史事件中看出端倪。自1960年以降，美中兩國雙邊關係隨著彼此在國防與安全的相似利益升高而有所改善。比方說季辛吉於1971年訪問中國，隔年由尼克森（Richard Nixon）簽訂上海公報。隨後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在1979年恢復與中國的邦交，此時美中兩國的安全利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後的最高點。依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裡面的闡述，美中關係在建交後達到頂點。1979年一月，鄧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訪問美國，造成大轟動。在訪美期間，鄧小平偕同中國國家科技委員會主任方毅與美國政府簽訂協議以加速科技交流。並且推動中國留學生開始到美國學習衛生科學，物理和機械工程。卡特政府也簽訂了領事館、貿易和科技協定，讓美國提供各種科技知識給中國科學家。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科技知識輸出。此外，美方也同意與中國進行更秘密的軍事合作。卡特總統提供中國情報支援，並協助中國進行懲越戰爭。
而川普呢？他重商的性格，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比歷任美國總統都要更加強烈。川普對中政策目前仍然著重在商業上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自2016年後，就美中貿易逆差與智慧財產權方面進行不下十三輪的談判。主因是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前所未有的規模，導致華盛頓指控北京透過操縱人民幣匯率以取得不公平的優勢。美方不只一次透過外交辭令對北京施壓，希望中國調整匯率政策，但這努力仍然有限。此外，北京透過購買美國發行龐大的債券，藉以掌握美國經濟命脈。因此，川普在過去幾年的談判中，無非是希望藉由調整對中國貨品的關稅來降低貿易赤字，並逼迫北京在貿易上選擇較為接近美國經濟利益的方案。由此可見，美中目前不僅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背道而馳，且川普利益至上的對中政策將使美中關係更加詭譎複雜。
那中國未來該如何面對美中貿易與體制上的衝突？
鄭永年認為，自從川普當選之後，美中關係像自由落體一樣墜落，且並沒有任何停止的跡象。這個競爭已經跳脫貿易戰，進入一個科技爭奪戰的系列。面對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他提出三個建議。首先，中國必須做大中產階層。他認為唯有一個龐大且堅強的中產階級，才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民主發展。美國這幾年的動盪就在於，它們的中產階級開始惡化。因為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占到70%時，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這70%的中產階層的利益，這樣就不會走向極端。若中產階級萎縮，則政治領袖將朝左右兩邊選民靠攏。第二，中國必須走向自我生產並降低對外國科技的依賴。中國基礎科技依賴外援比例依然過高，目前仍停留在「中國組裝」而非「中國製造」上。一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科技大國中斷技術支援後，中國的生產力將受到威脅。此外，基礎建設必須專注在「軟基建」上。這裡的「軟基建」包括社會建設，例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養老院等等。只有將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解決，中國也才能夠真正脫貧，而中產階級更能得到保障。
最後，鄭永年認為中國經濟必須開放、開放，再開放。所謂經濟上的開放，不是口號上的開放，而是真正的開放。因為面對美國接踵而來的貿易戰，中方必須了解到，美國現在發動貿易戰的是白宮，而不是代表資本市場的華爾街。很多真正資本家是不支持川普的貿易戰。未來，中國必須利用資本的力量來減少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甚至遏制貿易戰。次外，未來中國必須加快經貿開放，加快建設中國內部的開放平臺，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一旦這些經貿平台完備，就算面對美國的經貿挑戰，中國仍可奮力一搏。最後，鄭永年認為必須在思想與精神層面開放。鄧小平之前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意識形態化。因為一旦放開意識形態，心胸寬大就可以四處學習。展現更多的包容性而不是民粹或愛國主義。這在美中競爭是相當重要的。
在美國大選期間，兩黨候選人在美中經貿利益與意識形態上，必定卯足全力迎合自己的選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是否有助於緩和美中競爭與對峙，將左右這次大選的結果。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