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強化這樣的在地體驗，周邊的商店與禮品店也要能夠提供與之相配、品質一致的服務，一起構成一個愉悅或非比尋常的文史觀光體驗。這是一種良性的旅遊體驗一條龍服務，也是日本櫻花祭與台灣桐花祭的差別。 因此，要把社區的文史資源與認同，轉換成財務均衡的商轉模式，地方創生需要一整個生態體系。從旅行社導入有心鑑賞在地文史的旅客，中間需要專業培養的解說員，以及周邊品質良好的商家服務來配合。
但把每個環節串接起來的生態體系，一開始無法由地方憑空創建，所以在啟動初始，需要國家的資金投入來培養出這個生態體系的胚胎，這才是地方創生經費的支援重點。
但現實的狀況是，台灣的旅遊業者把文史工作者當成導遊，除了不負擔專業知識養成的人培成本、付給與專業知識不成比例的低薪外，中間出狀況的環節還要從「導遊們」的工錢扣除。這幾乎是跟陸客觀光一模一樣的惡性一條龍剝削鏈，是傳統大眾觀光的利益分配模式，假借地方創生之名在包攬國家財源。
民進黨府院如果一方面高唱地方創生元年，另一方面又讓「觀光國師」與業者仲介利益分配，那地方創生只不過是一個國家戰略級的尋租計畫罷了。
更離譜的是，與地方創生相關的小旅行合法化，一直受到利益團體的卡關。結果是政府一方面鼓勵年輕人返鄉創業，要復興地方產業，另一方面卻又宣稱他們所致力開發的在地文史與環境深度旅遊是違法經營。這是直接在法律制度上強制地方文史工作者接受旅遊業者的利益汲取模式，有意義的地方創生或城鄉平衡如何可能？
推升社造的民主深化機制
經費由中央提供，但如何有效地在地使用，這中間需要一個由在地團體組成的區域平台，進行由下而上的社會統合工作。民進黨政府的權力接班梯隊個個都是才學飽足之士，社會統合與國家統合的差異絕對了然於胸。
我們不要求政治人物將自己奉獻國家，但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義之間要達成可期待的妥協，才是有遠見的領導力量，也才是政治人物正當性的真正來源。如此，地方創生也才可能是一個將社區營造往上推高一層，強化台灣公民社會自我賦能的機制，也就是台灣民主深化的機制。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4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