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所敘述的獨立音樂，將時間斷點設在二○○○年中期，漸漸誕生有別於先前時期（八○年代「熱門音樂」時期、九○年代「地下音樂」時期）、亦是如今展開在我們眼前、為我們所知的「這種」獨立音樂場景。
這個界定下的獨立音樂，有其傳承與模仿，只是做為歷史的後進者，那些反叛的、憤怒的、自毀的乃至反璞歸真的，都已經有人唱過了。然而，當代的獨立音樂，有了與過去最為不同的新變數，就是因為經濟環境變遷所新生的「生產政治」，它是無數「尚未成為音樂人」的年輕人，在生活與物質中掙扎，勉力在數個職場間流連，掙扎著在下班後一息尚存之時，找人練團、勉力用低成本拚出幾個錄音檔的過程。
這種生產政治下的音樂，因而不再只是某種個人式的、特定心聲的傳達，而是將這個時代音樂生產面貌灌注於作品中。它不再只是一條魯蛇透過唯心的歌詞嘶吼、而是魯蛇們共同「在現實空隙中做音樂」的物質經驗，展現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身邊皆玩團，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
根據幾年前的估計，在台灣有原創作品、且可以表演的樂團，保守已達上千團之譜。這幾乎讓年輕人身邊都有幾個「玩團的朋友」，卻也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有些人身兼多職，或隱身廣大的三六五行間，白天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場域和挑戰，晚上則在各個角落做著同一個音樂夢、甚至互相代打、掩護，因而創造出一個非常具有社會基礎的共感。
這種生產政治邏輯，也不只局限在獨立音樂。從《端傳媒》提出「斜槓青年」概念，到前幾天讀到對於《台北物語》演員張哲豪的專訪：「……他的正職是廚師，工作的餐廳員工有八成都是演員……留在餐廳是為了生計，也是為了演員夢：『如果有演出，大家比較願意互相調班。』張哲豪不是特例，苦熬等機會的演員群聚在大台北地區咖啡館、餐廳當兼職，『就連得過金鐘獎的學妹也得這樣打工養活自己。』」這世代的各個創作領域，大抵都呈現同樣的風景。
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而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瞭解草東所引發的「共感」來源，因為這些頗具社會統計意義的人所做的音樂，不只是在同樣的心情下創作出來的，也是在同樣的日子與方法中創作出來的。草東也經歷過要借人、換人、代打等圈內通稱為「軋團」的階段，當然整個想像中的音樂共同體，也因為這樣物與人的交流，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草東仍是相對幸運的，比起其歌詞敘事的消極氣息，他們也有著成熟、具生命力且深謀遠慮的製作人，在面對產業結構變遷的挑戰與捕捉時代的心聲間，取得中庸的平衡。
「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但是反過來說，「我正在掙扎的，這些人都還沒掙扎過」。如何將這種具有一定人口基礎的共感，轉化為創作資本、面對市場卻又不失世故與靈活，這是他們成功之處，或許也就是這個世代將要解開的新題目。
＊作者為音樂工作者，同時現任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一職。本文原刋《新新聞》158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