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恩等人無法精確地預見到今天德國統一後的「去軍事化」性質，在深沉的文化層面存在著「對軍事解決的嫌惡」，這在未來會有助於穩定或不穩定，要視狀況而定。正因為他們是位居歐洲中央的陸權國家，德國人一向表示深刻了解地理和戰略是生存的重要機制。這是德國人仍有待恢復的東西，才好超越目前的準和平主義。重新統一的自由德國是否能在大西洋和歐亞心臟地帶之間成為平衡力量，讓對中歐文化大膽的新詮釋能夠生根，因而讓中歐概念成為地緣政治的穩定石呢？這就可以讓賈頓．艾許這些人講話的分量勝過麥金德和柯恩了。
總之，做為寬容和高度文明理想的中歐，是否禁得住新大國鬥爭的衝擊呢？因為在歐洲中心肯定會出現這樣的鬥爭。從二十世紀末的角度去看，十九世紀末中歐如此活潑的文化相當有吸引力，它就是一個特定的帝國及地緣政治現實──也就是哈布斯堡奧地利──這個結果。自由主義最終要依附在權力上；或許是仁義的權力，但畢竟總是權力。
一九九○年代的人道主義干預派，並沒有盲目到看不見權力鬥爭；在他們眼裡，中歐也沒構成烏托邦的遠景。反而，透過停止在巴爾幹的群體殺戮來重建中歐，是對適當運用西方軍事力量、以便確保冷戰勝利意義的一種沉默的振臂高呼。除了讓世界更安全，人人得享自由之外，冷戰還有什麼終極意義？寫出以撒．柏林傳記的知識分子、歷史學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譯按：他也是加拿大自由黨前任黨魁，加拿大華文報紙稱他為葉禮庭）提到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看待巴爾幹問題的熱情時，他說：「對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來說，波士尼亞已成為我們這一代的西班牙內戰。」
在他們心目中很迫切的是要喚醒人性──以及擊敗決定論。有人記得喬依斯（James Joyce）《尤里西斯》（Ulysses）中的一段，李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惋歎「自然法所加置的一般狀況」：「奪人性命的疫病」、「災禍連連的大洪水」、以及「地震的動亂」。針對這一點，史帝芬．狄達魯斯（Stephen Dedalus）簡單、痛切地回應，重申「他做為有意識的理性動物的重要意義」。可是，暴行還是發生，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不過，不一定要接受這個樣子。因為人類是理性的，他終究有能力抗拒受苦和不公不義。
因此，以中歐做為北極星，路往東南走，先到波士尼亞、再到科索沃，再轉到巴格達。當然，支持干預波士尼亞的許多知識分子會反對介入伊拉克──或至少對它有疑慮；但是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人卻不會卻步。我們將會看見，巴爾幹人讓我們看到一種版本的干預主義（雖然已經遲延了），也就是可以少犧牲士卒生命，讓許多人有了幻覺，以為未來的戰爭是無痛的勝利。賈頓．艾許冷峻地寫道，一九九○年遲來的干預讓人想到奧登（W. H. Auden）提到的一九三○年代那個「低級、不誠實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