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攻打伊拉克開始被視為正義之師，美軍若能及時、全力釋出，即發動地面攻擊，它會被認為是對抗歷史與地理的雄兵。理想主義者熱切地高聲呼籲在索馬利亞、海地、盧安達、波士尼亞和科索沃動用武力，但布倫特．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和亨利．季辛吉等現實主義派則力主節制，而被譴責為鐵石心腸。
可是，事實上，一九九○年代不是全面軍事力量的年代，而是明顯的空中力量的年代。空中力量是一九九一年把伊拉克部隊趕出科威特的關鍵重大因素：這一次戰爭，地理讓高科技戰爭容易進行，作戰是在雨水稀少、毫無地理特徵的沙漠進行。空中力量也是四年之後終結波士尼亞戰爭的重大因素，並且雖有種種限制，又四年之後靠著它在科索沃打贏米洛塞維奇。阿爾巴尼亞族裔難民終於重回家園，而米洛塞維奇則一蹶不振，二○○○年也垮台。「我們移不了山」這句話綜合出美國陸軍對於派兵進入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初步反應。但是情況證明，只要我們掌握空中優勢，陸軍不是不能移山。
地理在巴爾幹的確是障礙，但空中力量很快就克服它。接下來，美國空軍及海軍戰鬥機巡邏伊拉克的禁飛區，把海珊封鎖在老巢裡十幾年。結果是一些菁英驚佩美國軍事力量之強大，充滿道德義憤，抨擊老布希和柯林頓政府沒有及時出兵在巴爾幹拯救二、三十萬人免於種族屠殺的厄運（更不用說沒能拯救盧安達一百萬條人命）。這種心態至少會使某些人走上冒險主義，果真也是如此。於是它造成下一個年代部分解除了慕尼黑比喻，讓地理收復它在九○年代失去的面子。由於空中力量，九○年代的地圖縮為兩度空間。但三度空間地圖很快就恢復：在阿富汗山區，以及伊拉克危險的巷道裡。
一九九九年，衛瑟蒂爾抒發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圈愈來愈常見的感受，他寫道：
柯林頓不肯把剷除這個惡棍（米洛塞維奇）列入他的戰爭目標，這件事最鮮明的一點是，他本人繼承了其前任不肯把剷除另一個惡棍列入他戰爭目標的結果。一九九一年，五十萬美國大軍距離海珊只有幾百公里，布希並沒下令他們開進巴格達。他的將領害怕會有傷亡──他們剛結束一場自身零缺陷的戰爭。他們也注意到伊拉克的「領土完整」，彷彿這個國家若是崩潰後所造成的悽慘後果，將會和北方庫德人、南方什葉派因這個國家的存在所遭遇的悽慘，不相上下。
這就如同想像中的中歐邊境毫無限制、延伸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當然，情勢可以有不同的發展。但是，二○○六年，在國家崩潰後，伊拉克宗派分裂、殺戮最盛，堪可媲美海珊對國家所造成的暴政，衛瑟蒂爾很有風度地懺悔這是「對傲慢的焦慮」。他承認儘管他支持戰爭，卻已經無言以對。他並不是支持入侵伊拉克的人士當中跳出來努力撰文自清的唯一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