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表文章支持伊拉克戰爭，也是力促小布希政府入侵的人士之一。
我對美國軍方在巴爾幹的力量印象深刻，並且鑑於海珊直接、間接所殺害的人數已超過米洛塞維奇，也認為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個戰略威脅，當時的我認為干預是必要的。我也是太接近我的故事的作家：我在一九八○年代到過伊拉克採訪，觀察到海珊的伊拉克比起哈菲茲．艾爾．阿塞德（Hafez al-Assad）的敘利亞更加凶橫地壓迫人民，我變得熱中於推翻海珊。後來有一說法，說是因為關心以色列安危及支持它擴大領土，才有許多人支持伊拉克戰爭。但是我在這段時期接觸新保守主義派和某些自由派的經驗是，波士尼亞和科索沃在他們的思維中分量比以色列重。干預巴爾幹得到戰略紅利，因此讓理想主義看待外交政策的作法顯得有道理。一九九五年介入波士尼亞，使得辯論從「北約組織應該存在嗎？」變成「北約組織應該擴大嗎？」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戰爭和後來的九一一事件，更促使北約組織擴張到黑海。
對某些理想主義者而言，伊拉克就是一九九○年代熱情的延續。不論是多麼下意識，它代表地理的失敗或對其全然不理會，當時許多人都對美軍的力量目眩神迷。一九九○年代，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西非國家，儘管凶殘、儘管體制上遠比伊拉克低度發展，卻被認為很有可能發展為民主國家。但是軍事力量、尤其是空軍力量，是背後那隻手，使得普世主義思想比起地形以及人類歷史經驗來得更加重要。
九一一事件之後要如何處理海珊這個棘手的兩難問題，慕尼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美國本土剛遭受不遜於珍珠港事件的攻擊，但美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地面戰爭經驗很有限，或至少是不愉快的。況且，海珊不只是又一個獨裁者，而是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代走出來的暴君，在許多人心目中堪比希特勒或史達林，而且咸信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想到九一一事件──想到慕尼黑──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歷史絕對不會原諒我們。
當慕尼黑導致過度干預時，早先消失的另一個類比──越南──又應運復活。這麼一來，開啟了後冷戰下一個知識周期。
下一個周期約略相當於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苦戰這段時期。在這段期間，「現實主義者」和「務實派」成為受尊敬的表徵，代表這些人從美國開始在美索不達米亞冒險之初就有疑慮；同時，「新保守主義派」成為笑柄。在一九九○年代，世界偏遠角落的族裔和宗派歧異，被視為好人應該努力克服的障礙──或是被貼上「宿命論」或「命定論」的標籤。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種仇恨被認為是我們避免軍事行動的警訊。如果我們必須挑出一個時刻做為越南類比超越慕尼黑類比的分水嶺，那就是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什葉教派在薩馬拉（Samarna）的阿斯卡里清真寺（al-Askariyah Mosque）遭遜尼教派凱達組織極端分子炸毀，觸發伊拉克境內不同宗派互相施暴的風波，美軍根本無力制止。突然間，我們的地面部隊身陷於原始仇恨和紊亂力量之中，顯得毫無力量。美軍力量沛然莫禦的新神話，誕生於巴拿馬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在索馬利亞稍有損傷，然後在海地、波士尼亞和科索沃修復好、又發光發亮，現在又再度破碎，理想主義也賠上信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