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在海外唱高調的所謂「中國未來的總統」別有用心地說，劉曉波很會玩平衡術，怎麼寫「反動」文章都很安全（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劉曉波相對比較自由），所以他是共產黨特意安排的一個顯示中國人權有保障的「花瓶」。這些年來，海外產生了一系列比賽誰更激進的運動——在海外怎麼激進都是安全的，他們可以居高臨下地指責國內的人不夠勇敢。這種姿態若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太過無恥。
如今，曉波「終於」出事了，索爾孟並不會為預言成真感到驕傲，他會加入到為曉波的自由而呼籲的人士的行列。那些在海外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領袖」們仍未閉嘴，他們說這是中共當局精心設計的「苦肉計」。某些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確實大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差異。
劉曉波的自由與劉霞的自由從來不曾分開過，因為中國是一個慣於株連的國度。劉霞原本就是一名叛逆女性，她出身於高幹家庭，父親是資深財經官員，曾經當過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可以說，她生長在一個「既得利益家庭」，大學畢業後，父親爲她安排了一份在國家稅務局的、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兒，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父親最愛的是女兒，一定要爲女兒準備一份好工作。
國家稅務局的鐵飯碗，誰會放棄呢？然而，出於對自由和詩歌的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劉霞就破天荒地然辭去了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為一名「無業遊民」——劉霞説過，她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跟數字打交道。
更為要命的是，在烽火連天的天安門廣場上，劉霞愛上了說話有些口吃的劉曉波，一個「不該」愛的人。既然愛上了劉曉波，就得一起承受他所遭遇的一切——包括被當局貶斥為不可接觸的「賤民」的命運。
時間與品質直接相關：做一天的反對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反對派難，劉曉波一直堅守在中國本土成為當局「眼中的刺」。同樣，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愛夫妻容易，哪對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膠似漆的？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恩愛夫妻難，尤其是像劉曉波和劉霞這樣在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
一開始，他們只是「戀人」的關係，劉霞無法獲得與獄中的劉曉波會面的權利。後來，他們申請結婚，他們的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為了這份結婚證書，驚動了公安部部長，層層手續，曠日持久，最後才予以「特批」。劉霞説：「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他們在大連的監獄中舉辦了特殊婚禮。這張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既證明著他們愛情的堅貞，也是一個時代良心犯所承擔的苦難的鮮活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