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肅立唱國歌
曾擔任教育部軍訓教官的張姓中校解嚴時正好小學畢業。他回憶戒嚴時去電影院看電影、看歌舞表演時，在節目開始前都要起立唱國歌。而在他父親的年代，如果沒有大聲唱國歌，可能會被警備總部的人舉報犯法。
課堂上「反攻大陸」
戒嚴時期校園生活，學生會常被要求集會，聆聽「政治講話」。
作文課、演講比賽，結尾都有」套路「。最常見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興中華文化，堅守民主陣容，消滅萬惡共匪，拯救大陸同胞」或是「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滿秋海棠的每一個角落」。
「三民主義」做為一門考試科目，直到近十年前才改為「公民與社會」科目。張姓中校回憶當年自己與家人參與國家考試，三民主義佔的分數比重，「幾乎都要背到非常熟」。
張姓中校比較現在與過去的「教官」角色。現在教官負責校園反毒、學生安全等等，戒嚴時代的教官則如同「錦衣衛」，有權力監督、向教育部回報「思想有問題」的學生。
開放大陸探親
戒嚴令解除之後三個月，蔣經國宣佈開放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反共國策與光復國土目標不變；確保國家安全，防止中共統戰；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國民赴大陸探親」。
許多因戰爭分隔38年的家人終於能再見，台灣老兵赴大陸探親成為熱潮。
曾柏文回憶，在課本上讀到的黃河、青康藏高原等等，以為自己一輩子去不了的地方，「突然間就有人能去了」，他回想這一段，覺得是解嚴帶來的最立即的改變，讓他印象很深。
媒體 「 百家爭鳴 」
在1981年正式投入新聞工作的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對BBC中文回顧台灣媒體解嚴前後的發展。
他表示，70年代開始，未獲得出版執照的「黨外雜誌」、「地下刊物」開始發展。有時當局會到印刷廠查扣。書報攤老闆因此學會將這些刊物放在其他地方，只賣給熟客。
他剛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時，因為報禁未開，所報道的內容受到限制，當時很多同業會用化名為黨外刊物寫稿，被國安單位請去「喝咖啡」也時有所聞。
而從解嚴後，報禁開放，之後也能夠自由成立民營電視台，台灣媒體生態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曾柏文回憶，解嚴後，書店裏陳列的雜誌越來越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這些以前學校沒教、社會上未見討論的事，開始出現在公眾視野。他說這樣的「媒體資訊大爆炸」帶來一種混亂感，令人質疑「到底什麼是真的？」
戒嚴時代的 「 幽靈 」
戒嚴時期嚴禁「為匪宣傳」，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這幾個概念，對許多代台灣人來說「都糊成一團」，李明璁說。這造成台灣社會對中國、對社會主意產生誤解。
解嚴不是一夜之間就對社會造成立即的改變。李明璁表示，「法制的改變不足以造成整個社會真正革命性的變化，只有人心的改變（可以）。」但人心的改變需要文化、教育的累積，而這個過程是從解嚴之後才開始。在戒嚴時代成長的長輩，需要與自己在戒嚴時的意識形態切割，才能教育出下一代「解嚴公民」。
但他觀察到，台灣社會還是留存著戒嚴思維，「把不聽話的人隔絶」、化分「好人壞人」等等。台灣要走出戒嚴，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還有有漫長的路要走。
曾柏文也舉了一個例子，2000年左右，他在家中發現一本提詞送給他父親的關於「台獨」的書，他父親看到這本書後，激動表示這是「禁書」要撕掉。
有些人面對台灣社會現在多元到分歧甚至撕裂的局面，會回憶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凝聚力」，社會上沒有這麼多衝突，「一派和諧」，但大部分民眾仍認對解嚴持正面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