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許多國家的政府採取了現代社會此前從未用過的嚴厲措施，即對日常活動加以嚴格而廣泛的限制，這導致全球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和平時期衰退。
全球約有相當於4億個工作機會流失，僅美國就有1,300萬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數據，今年全球產出將下降5% ，比金融危機時期糟糕得多。
儘管代價如此高昂，大多決策者們卻篤信別無他法，將經濟危機視作健康危機的一個衍生後果。他們尚未全面分析新療法出來之前的常見風險和對策收益就下令關停非必需產業，讓民眾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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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收集這類證據，面對一種人類不了解、迅速傳播的病原體，他們優先考慮的是拯救生命。
5個月過後，有證據顯示，封鎖隔離政策過於死板、耗費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從政治角度看，這類措施無法長期實施至病毒被消滅殆盡。還有證據表明，替代策略可以用較低成本減緩疫情蔓延。隨著疫情在美國各地爆發，一些專家主張決策者採取這些更有針對性的限制和干預措施，而不是展開另一輪破壞性的封鎖隔離。
「我們正處於一場經濟災難的風口浪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說，他與哈佛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等人正在創建模型，研究如何既能避免死亡人數激增，又不必實行破壞嚴重的封鎖隔離措施。斯托克說：「我們可以通過遵守規則來避免災難可能產生的最壞後果。」
疫情導致的經濟困境主要影響的並非患病的人，而是那些極力保持不生病的健康群體，如居家隔離的消費者和工作者，重新安排生產計劃或暫時停工的企業。其中許多都是自發的，因此無論政府是否限制，經濟衝擊總是不可避免的。
要把自發行為和政府命令所產生的影響區分開來並不容易。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濟學家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和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的一項研究顯示，政府限制在美國消費者流動性下降中僅起到了12%的作用；而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經濟學家科薩利·西蒙（Kosali Simon）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的布魯斯·溫伯格（Bruce Weinberg）領導團隊進行的另一項研究表明，政府限制在失業情況中起到了60%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