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辦？
「如果一方面我們知道某個人性格的所有細節，即他面對事情的反應方式；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那個人所在區域發生的一切事情，那麼我們就能準確說出那個人的遭遇以及他會做的事情。」這個說法成立嗎？一個人的生命旅程真的能以這樣的方式決定、判定和預定嗎？所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也可以事先確定嗎？一個人還有多少自由空間可以打造自己的人生？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歲的班雅明懷著這樣的問題，著手撰寫《命運與性格》（Schicksal und Charakter）。正如文章開頭第一句話顯示的，他極力想在這個時代猜出未來的模樣，而這正是歐洲整個年輕世代的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因為他們在大戰結束後，面臨了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們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文化與存在。而寫作就是他們釐清自我的手段。
然而在戰後第一個夏季，班雅明也出於個人因素而處在一個轉折的處境裡。此時他已大致跨入了成年的生活。他於一九一七年結了婚，一九一八年有了小孩，而且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底完成了哲學博士的學位。至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方面，他倒是免於無情戰火的波及。他逃過了一九一五年的第一次徵兵令，因為在體檢前夕，他和好友舒勒姆徹夜不睡，還喝了大量的咖啡，結果第二天早晨體檢時脈搏異常，體位被判定不合格。這是當時逃避兵役常見的技倆。一九一六年班雅明又躲過了一次，這次更是費盡心思。他請未婚妻朵拉對他催眠了好幾個星期，讓他深信自己罹患嚴重的坐骨神經痛。結果極為成功：軍醫判定他的症狀無可疑之處。即便最後仍無法免除兵役，但至少軍方批准班雅明到瑞士一間醫院進一步檢查。一旦到了瑞士，只要繼續待在那裡，就沒有被強制入伍的危險。所以一九一七年秋天，朵拉與華特決定留下來。
避難所
他們先在蘇黎世暫住，在戰爭期間，德國甚至於整個歐洲的年輕知識份子都匯聚此地。譬如一九一六年，雨果．巴爾（Hugo Ball）和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就在這裡宣揚達達主義（Dadaismus）；當時在「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幾步之遙處，就住著一位名叫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的男子，正以列寧（Lenin）的假名策劃著俄國革命。然而這對年輕的新婚夫婦並沒有和這些圈子往來，而是在兩人的共同好友舒勒姆的陪伴下，很快又前往位於瑞士中部的伯恩（Bern）；華特就在伯恩大學哲學系註冊，以攻讀博士學位。
伯恩是一座至今以步調緩慢聞名的城市；這兩位—更確切來說是三位—柏林的流亡者住這裡時，大抵上孤立於當地的文化生活之外。班雅明和舒勒姆相當鄙視大學課堂的水準。因為覺得學校要求過低，他們不只杜撰了一個名為「慕里」（Muri）的幻想大學，還編造了一些荒謬的課程如「復活節彩蛋—論其優點與危險」（神學系）、「侮辱的理論與實踐」（法律系）或「自由落體理論及課後練習」（哲學系）。他們也利用在伯恩的這段時間，進行兩人私下的閱讀與研究，譬如整晚逐句討論新康德主義者柯亨（Hermann Cohen）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