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姓男子刺死鐵路警察獲判無罪，輿論譁然。如果兇嫌在行兇時，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要怎麼處罰這個人呢？本人提議修改刑法19條，即便犯罪人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但因為成年以來不認真就診、遵從醫囑以及放棄了所有可以自我改變的機會，成年後自我強化了動力，例如吸毒等等，精神科醫師的鑑定針對其行為時的辨識能力以外，應進一步鑑定病態殺人的成因，針對患者對愛、同理、真實、關係角色及界線感受的能力作鑑定，或可定罪。
司法語言和精神科語言要統一，無法辨識自我違法或者無法控制，不必然無罪，若其病態犯罪經鑑定為生物性以及原生經驗為主要動力源，或者無法改變的「認知基模」已被型成，國民法官全數同意之下，可以判無罪。將案發時患者的行為，其背後的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原因，向國民法官充份說明。
參審國民法官制度三讀通過，無法彰顯陪審精神。陪審精神是針對重大定罪與否，以及死刑與否，由「人民高於法官的權力」來定奪，法官只能協助國民法官，理解重大定罪以及死刑與否的相關法律、證據以及專業意見，最終必須由符合資格的人民(非法官)全數同意說的算。《國民法官法》的名稱及內容，完全失去陪審制的精神。該法明定判有罪需要法官加國民法官6人以上同意！參審制由3位職業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組成，若要判決有罪、死刑都需要3分之2以上「法官」同意才可通過。上文「法官」指的是法官以及國民法官，我認為是為了模糊以及混淆視聽，「法官」的3分之2，合理推測，法官3位容易一致決，因為是同事以及同產業前後期學長姐，國民法官6人之中，只要一半以上達3人，即達「法官」的3分之2，才能判決確立。
《刑事證據法》的改革更重要。司法之所以失信於人民，核心程序中的證據調查和判斷粗糙及/或扭曲，不當證據汙染心證，評價錯誤卷內證據，證據法的目的在追求符合程序的證據調查與判斷，鑑定制度以及傳聞法則的改革停滯不前。概念不能作為證據，無罪推定要在哲學以及實作面落實，「實質影響力」要有證據說明「實質被影響了」，被告自白不得作為證據。「自由心證」濫用，應修改刑法19條、國民法官法以及證據法，規定重罪判死或無罪，由嚴謹的司法精神科醫師，以及依據嚴謹的法條，充份說明證據顯示，患者的病態成因為基因、生物性、原生經驗以及非自主的認知基模型塑，應經國民法官吸收及討論後全體同意說的算。
＊作者為政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