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化備受國際肯定，其中一個原因是台灣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完成民主化，然而，所謂的艱困，指的不只是中國外力，而是台灣在面臨北京壓力的同時，是否仍能對內維持民主包容，不刻意複製對手的法西斯手法來整肅想像中的異己，這才是台灣民主最難的考驗。
英國航空正在罷工，難道也是有人煽惑犯罪？
就以這次500位長榮空服員請颱風假為例，此事在台灣引發政府高層注意，法務部更一度說出要查辦，這樣的「威嚇」手法，在當代正常民主國家是難以想像的，例如，英國航空此刻正在罷工，工會2日更宣布罷工將延長兩周；任何大眾運輸罷工必然造成民眾不便，但沒有任何人指責英國航空罷工危害國家安全，是煽惑犯罪。但資方並非沒有武器，英航透過向其他航空公司調度，結果有９9．５％的航班正常出發，足以讓工會罷工行動效果大打折扣。
可以說，即使工會發展健全的英國，勞方都未必具備優勢，更何況是經常遭資方掌控的台灣企業工會，就是因為正式發動罷工仍有難度，才會效法在戒嚴時期的「請假」作法，勞資武器既已不對等，號稱是勞工起家的民進黨政府，至少應該保持形式中立，相反的，當他們拿起刑責對勞工大刀伺候時，這樣的民進黨政府，還有一絲當年創黨時的理想嗎。
你的外力，就是我們的公民社會
更諷刺的是，民進黨政府暗批桃園產業總工會是外力介入，他們的失憶令人難以想像，在1988年前後台灣勞工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由新潮流系籌組的勞支會，豈非就是扮演「外力」的角色。其實，人類平權運動史上，外力無所不在，美國民權運動史上有名的「自由之夏」運動，北方的白人大學生到密西西比洲去協助非裔美國人登記投票運動，就是標準的外力；不論桃產總幹部是否是「職業革命家」，他們都應該和當年勞支會的義務律師、或自由之夏的年輕學生等量齊觀，換個角度想，這些「外力」就是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外力」這個指控並不新鮮，當年國民黨打壓學生運動時，最常援引的理由就是社會上的陰謀外力干預，現在民進黨政府卻毫不汗顏的借用；然而，只要公民社會可以開放、論辯，又何須擔心外力為中共所用！
法務部揚言查辦長榮請假事件，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白色恐怖時期羅織工人組織者，諷刺的是，蔡政府正在籌設國家人權博物館，文化部幾乎每個月都舉辦白色恐怖紀念追思會；但是，為了政權的需要，勞工只不過請個天災假，一夕之間就可能淪為國家的敵人，對口口聲聲轉型正義的政府而言，這大概是最大的諷刺吧！
台灣到了重新建立社會契約的時刻，政府如何因應？
另一個諷刺是，蔡政府上台前後總愛標舉「民主深化」，所謂的民主深化，意指民主並非只是選舉，而必須有更完整的法治、政府治理配套；然而；民主深化另一個重要的意涵是，在民主社會中，有可能政治民主、卻在工作場所、家庭中不民主平等嗎？如果說，台灣在政治民主上已初具規模，所謂的民主深化，下一步就是追求經濟平等或工作平等，某個程度而言，年輕世代對休假或工時議題的關切正是起源於此。
從華航空服員到長榮空服員爭權益，這絕對不會是勞工爭議事件的最後一次，未來，許多過去習於配合大局的行業，都可能站出來組工會、甚至罷工，換一個角度講，我們的社會來到重新建立社會契約的時刻，如何面對確實是個難題，但是，時光機器不可能倒轉，打壓或威嚇肯定只會有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