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危機蔓延，感染率起伏不定，限制措施反反覆複；但是人們總感覺有一個想法是可靠的：通過分析哪些國家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就能從中學習。
畢竟，歷史學家肯定會困惑，經濟結構廣泛相近的西歐國家，為什麼在抗疫效果上卻會如此天差地別——至少到目前為上是這樣。
當然，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將不同國家進行比較——這是衡量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做得如何的方式之一。但是，即使是將最簡單的數據進行比較，也可以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報告死亡時間和原因的方式、多種疾病合併致死的案例在死亡證明上如何體現，以及被檢測出新冠病毒呈陽性之後多久死去才會被認為是與新冠有關的死亡，這些在各國都有可能有所不同。在任一時刻，它們全都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抗疫表現的評估。
就目前這一刻，各國表現之間的差異似乎是令人震驚的。
德國的新冠死亡率保持在每10萬人當中有11.5例死亡的水準，而鄰國比利時卻是每10萬人有87人，高出七倍多。法國則在兩者之間，每10萬人有約48人死，而英國每10萬人當中有63.3人死。
上述每一個都是發達國家，醫療體系強而有力，並且都採取了大致相似的方式來抗疫——封鎖、保持社交距離、鼓勵更注重雙手清潔，同時加上部分城市的宵禁令等。
但是，越仔細地看數據，就越難解釋各國之間的差別。
例如，倫巴底大區和威內托大區是義大利北部兩個鄰近的大區，但是兩地的差異卻令人側目——倫巴底的死亡率是每10萬人裡有167人，威內托則是43人。
可能僅是因為解釋這些數字有困難，德國在評斷自己是否做得比其他國家好時，可能比你想像的還更謹慎。其中一個已被承認的因素是時機——行動的速度可能與採取什麼行動同樣重要。
德國很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德羅斯藤（Christian Drosten）在本月柏林世界衛生高峰會前就這樣評論：「已經有不少說法指德國很成功，但是成功出於什麼原因仍未十分清楚。我們採取的是和其他國家完全一樣的行動，我們沒有什麼做得特別好，我們只是做得早一點。」
德國確實有廣泛的檢測系統，公共衛生追蹤人員網絡也很發達，還有比大多數國家都更多的重症監護設施。
不過，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德國有梅克爾（Angela Merkel），她是世界少有的科學家出身的領導人，能夠自己對數據作出解釋。
例如，在與德國地方政府領導人會面之後的一場記者會上，梅克爾回答某個問題時是這樣開場的：「我只是進行了一次模型計算。」然後，她進一步向在場人士解釋在全球大流行疫情指數性增長的數學原理，最後下結論，德國將需要採取額外的措施。她很審慎地形容狀況是「緊急」而不是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