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蔡孝乾，他的事蹟吸引了美國左派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注意，甚至照片還被典藏在鳳凰城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裡，成為延安台灣人群體中的最高代表。台灣人如同朝鮮人，因為對日本語言還有文化習俗的掌握，被中共賦予了對日軍的反戰宣傳工作。比如對日抗戰爆發後，蔡孝乾擔任的工作就是第18集團軍，即8路軍的政治部敵工科科長。
另外一位同樣來自彰化的台灣人張志忠，則由蔡孝乾派往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8路軍第129師任冀南敵區工作部的幹事，與秋山良照指揮的「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共同策劃對華北日軍的反戰宣傳活動。他們經常冒險到日軍的砲樓前高歌日本歌曲，透過思鄉情緒瓦解日軍的戰鬥意志。久了以後，甚至日本士兵還會主動詢問秋山良照與張志忠何時會再去給他們唱歌。
華中的新4軍，裡面同樣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在活動，甚至1941年1月「新4軍事件」爆發後，由陳毅領導重新組建，但是卻不為國民政府承認的新4軍臂章，也是由來自高雄的台灣人莊索設計。還有不少的台灣人，本身是跟隨日軍到大陸服務，卻因為無法忍受日軍對同屬漢人的大陸同胞之欺凌，主動投效中共抗日游擊隊的。
比如在新4軍第5師師長李先念麾下，擔任敵工幹事的朱天順，就是來自基隆的台灣人。他本來是基隆顏家台陽礦業股份公司的一個小職員，出於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滿前往大陸投效在湖北地區活動的新4軍第5師，從事與蔡孝乾、張志忠一樣的對日宣傳工作。在華南地區活動的東江縱隊，同樣也吸收了一批以電影《返校》原型人物鍾浩東為代表的台灣人投身紅色革命。
除了直接加入共軍的台灣人外，還有許多台灣人留在日軍陣營，卻暗中替中共服務。比如早年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嘉義人辜金良，二戰時就在安徽擔任日本陸軍第15師團與新4軍第7師的聯絡人，將大批物資走私到中共根據地。撰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獨派大老施朝輝（史明），早年也在潘漢年領導下潛伏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替中共蒐集情報，目的就是為了建設一個紅色的新台灣。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左派的台灣人投身中共領導的紅色革命，可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在當時為蘇聯與西方盟國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也有許多台灣抗日份子不分左右投效重慶。台灣抗日份子，尤其右翼抗日份子投效國民政府的原因，來自於當時的國民政府擁有完整的行政機構，讓台灣人能夠藉由參加國民革命軍直接投入對日作戰。
直接加入國軍投入對日作戰者，以來自新竹的客家人居多，他們當中有官制35集團軍副司令的鄒洪、陸軍78軍新編第43師師長黃國書與陸軍特種兵聯合分校砲兵科科長蘇紹文。旅居美國舊金山的廣東梅縣籍老兵賴樹炯，對鄒洪將軍留下了深刻印象，認為他是位認真帶兵作戰的老長官，卻不知道這位老長官其實是台灣客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