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夢不是人民的夢
國家的「中國夢」是不是人民的夢，那在中國城市裡的上億民工那裡，最能得到答案。「中國夢」要達到理想小康社會，它的一環，就是要控制城市化。對中國當政者來說，「城市人口要是沒管理好，那國家就亂了」。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期間，許許多多農民都決定離鄉到城裡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長樂路》上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來自山東一個礦村的趙小姐。她和上百萬農村人一樣，心滿憧憬的來到上海，這個對她來說連名字都美的地方。
而上海並非她夢中那個美好城市。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吃了兩年苦後，老闆開除了當時三十一歲的趙小姐。他的理由是，她年紀太大了。哭求一番也沒用，工廠政策是，女工一到二十五歲就得走人。哪裡有什麼法規來規範這些工廠的聘用規則和勞動條件呢？國家政策關心的，是要維護這樣的體制：農村來城裡工作的，只得販賣最廉價勞力，不可享有任何城里人享有的權利。
在戶口制度下，趙小姐的孩子不能在城裡就學，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佔中國兒童人口的五分之一。趙小姐將大兒子帶到城裡，想讓孩子努力學習，在上海長大。但校方知道他的戶籍後，他必須立即停學，回到礦村裡。她的二兒子因母親遠在上海，長期無人照顧關心，個性自閉，精神焦慮。
在中國探訪期間，我曾看到許許多多農民工帶在身邊的子女，在大城市裡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不被學校接受，不能入學，只能在農民工社區裡自設的，設備缺乏的學校裡上學。比如在北京期間，曾看到這些自發的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被一一關閉，因為他們不合建校規範。而民工子女無處就學，因為國家不給他們平等教育權。這些孩子的福利和個人發展，不是中國大夢的關注。他們只能在體制的縫隙間求自保。曾有位在北京討生活的民工對我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天空下生存，為什麼我們沒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
《長樂路》裡的趙小姐問着同樣的問題。她和她的孩子常年體驗到什麼是「城市暴力」﹕就是在城市裡國家政策造成的社會隔離。她知道，對她這個階級的人來說，夢想的實現，必是得吃苦一輩子才能掙得的。或甚至是吃苦一輩子也掙不得。農民的身份，在中國是從未改變的，不論中國怎麼變，怎麼崛起，怎麼強大。身為農民，就算在城裡奮鬥一輩子，還是農民。《長樂路》裡道出她不服輸的精神，她與體制搏鬥的故事。
羅伯.史密茲以他切身的觀察和細膩的文字，描繪出許多中國人民的夢想。《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街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的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
＊作者為獨立記者。本文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時報出版）推荐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