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問心無愧地面對自己，才能問心無愧地面對世界。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走下了中共的法庭，獲得了自由。當我聽到「免於刑事處分」的宣判時，沒有絲毫心理準備，即便知道當局要從輕發落，估計最少也要判上二年或五年，這已經與官方對我的指控和為我製造的輿論差之千里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到他們會放我。極度的驚詫和極度的狂喜使我無法自恃，真想仰天長嘯，管他喊的是什麼。我當時的表情一定極為可怕，大概接近於歇斯底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我沒有哭，官方出版的《北京周報》和香港的《文江報》所描繪的「淚流滿面」純屬造謠，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
完全是出於本能，一出審判庭大門，我便不顧一切，旁若無人地跳起來，用手在空中打了個響，大叫道：「老子又贏了！」兩名押解——我的法警見我的失態狀，立刻握緊我的雙臂，貼在我的耳邊小聲說：「劉先生，這不是高興的地方，等到了屋裡再發洩，有的是時間。」
回到屋裡，兩名法警滿面笑容而又客氣地請我坐下，要我等一會兒，並主動給我煙抽。過了一會兒，審判長譚京生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劉慶福、王憲達、黃智顯來了。譚京生拿出一系列有關我案情的審判材料：《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取保候審決定書》、《具保書》、《釋放證明書》，北師大中文系系主任劉慶福在《具保書》上簽了字。譚京生告訴我，十天之內不得離開北京，並去派出所落戶口。我當即在所有要我簽字、按手印的文件上簽字、按手印，然後要求回北師大去看望前妻陶力和兒子劉陶。但是，譚京生說，考慮到我的特殊情況，不宜在北京逗留，還是先回到大連我父母家待一陣為好，具體的事宜已安排好。
晚上，我和法院的人一起吃了餃子，法院的人感慨地說：「幹了這麼多年審判工作，還是第一次與被告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晚上十點半左右，法院的車把我一直送到火車站站台上的軟臥車廂門口。我、王憲達和黃智顯一起上車，他倆負責把我送到大連。我們三人包了一個軟臥包廂。晚十一時三十七分，開往大連的二二九次列車起動了。望著窗外茫茫的夜色，我仍然沉浸在獲得自由的喜悅中，想像著和家人團聚的種種場面。
「我真的自由了嗎？我為自由付出過多少代價，才有資格享受這份自由？」
「我有充分的理由狂喜嗎？難道『六．四』的鮮血中沒有我的責任嗎？」
「難道蹲過近兩年的監獄就有資本了嗎？難道參加過『六．四』、待過秦城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全世界都欠他點什麼嗎？」
「難道『六．四』之後中國的倒退與我無關，僅僅是專制政府所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