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它真是偉大的民主運動嗎？」
「為什麼『六．四』之後謊言滿天飛？」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熱衷於評說誰英雄、誰懦夫？」
「為什麼許多與六四有關的人都抱著一種平反的期待而無所事事？好像除了期待之外再無其他？」
出獄至今，已近一年，各種問號折磨著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近一年來，除了有兩個月呆在大連我父母的家中外，我基本上是在北京德健的家中。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盡量縮小社交範圍，更不想多見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種牽連的人。看書、唸英文、和女朋友相愛、和朋友聊天，時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歲的兒子。
我似乎是在有意地淡化記憶中的「六．四」和近兩年的秦城生活。我也常常告誡自己：「六．四」已成過去，該做的已經做過，是非功過，任人評說。我沒有任何資格去吃「六．四」飯，沒資格品頭論足，更沒資格每天等待著平反，以分一杯羹。和那些死傷者、那些仍然在獄中的受難者相比，我所得到的已經太多，真有些不堪重負。關鍵的是現在和將來，要去為幹一番新的、好玩的、有刺激性的事做準備。在內心深處，我相信自己還會一鳴驚人，這是我的本能、天賦和命運。而對於我來說，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寫作。只有拿起筆，我才有自信，才能找到自己、主宰自己。
剛剛從大連回到北京時，我特別想去天安門廣場，長跪在紀念碑前久久不起，向「六．四」的亡靈們懺悔我的罪惡。死於槍口之下的市民和學生大都默默無聞。向名人和領袖獻媚是歷史最庸俗的本能，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歷史只向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微笑，而殘酷地忘記這些平凡的死者。還有那些死去的戒嚴部隊的士兵，他們大都不到廿歲，剛剛開始人生，但是他們卻被利用，成為專制暴政的工具和犧牲品。與死去的市民、學生相比，士兵們的命運最悲慘。他們不但付出了年輕的生命，還要遭到歷史的唾棄，成為開槍屠殺的千古罪人。多不公正的歷史！我希望等「六．四」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人們在為死於「六．四」的市民和學生獻花圈時，也能以寬容的心胸為那些死於「六．四」的士兵們默哀。
我幾次想去天安門而又不敢去，有兩次走到西單附近又回頭。我不敢一個人面對紀念碑，不敢再現記憶中的傷痕，多少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往事令我心痛欲裂，常常強忍住欲流的淚水。有一次，坐侯德健的「賓士」車去建國門。下了立交橋後，開車的小解沿東長安街向西疾駛。我開始沒有注意車外，和女朋友聊著其他的事。車到天安門廣場，正巧我偶爾向車窗外張望，突然看見了紀念碑。一種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般地湧向我，好像正面臨滅頂之災，全身不住地顫抖，胸口一陣陣絞痛。我想低頭，但不能，目光像被釘在了紀念碑上，它的巨大吸引力似乎能把我整個人吸出車窗。淚水慢慢浸出。突然，我嚎陶大哭，全身不住地顫抖。女朋友和小解的安慰也無濟於事。
